随着生态资源环境的日益恶化,环境退化成本居高不下,气候变化开始危及人类命运,环境治理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15年《巴黎协定》,世界各国开始以全球协约的方式节能减排,以此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风险。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彰显出中国政府应对环境问题的决心,同时,这也成为了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创新作为企业节能减排的必备良方,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和人才的投入,合理引导金融资源进入技术创新领域成为当务之急。而绿色金融政策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和金融支持政策的组合拳法,约束效应和激励效应并存,逐渐成为市场“新贵”。因此,基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创新需求和绿色金融政策的发展现实,探讨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对“双碳”目标战略背景下中国经济实现创新转型以及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具体而言,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四个问题:（1）绿色金融政策能否以及如何解决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资金短缺困境?即绿色金融政策的波特效应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其影响机制是什么?（2）不同类型的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力是否存在差异?哪些政策更好地激励了企业创新?（3）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绿色金融的政策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4）为更好地支持企业创新转型,又该采取哪些措施激励和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据此,本文以政策驱动创新为切入点,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首先,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利用“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三方博弈模型和异质性企业模型剖析了绿色金融政策的发展动力及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绿色金融政策的绿色和技术偏向性,有助于为积极探索技术进步以及绿色转型的企业提供更为便利、更低成本的融资环境,从而缓解融资约束,激发企业技术创新活力,促进企业低碳绿色转型发展。进一步地,本文从理论层面剖析了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绿色金融政策的环境规制属性将对企业生产经营形成成本“惩罚”,进而“挤出”或“倒逼”企业技术创新。绿色金融的特殊金融政策属性能够增强资金有效供给,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以及传递绿色发展信号,具有融资“增益”和信息“增益”效应。其次,本文基于中央银行文本信息运用词频统计法构建了绿色金融政策指数,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体地,根据绿色金融政策发展现实,分别从应用场景和政策工具两个层面选择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法对绿色金融政策指数进行测度。该指数从信息披露角度既反映了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发展进程,也反映了中央银行关于绿色金融政策的预期管理状况。实证检验发现绿色金融政策具有显著的信息“增益”效应,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提高发明专利申请比重。随着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央银行绿色金融政策的预期管理效应从激励企业增加创新经费投入逐渐转为提升技术创新成果质量,实现了促进创新发展的预期管理目标。再次,本文运用PSM-DID分析方法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绿色金融试验区政策存在弱波特效应,且融资“增益”效应明显,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外部融资环境,激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的相对规模和专利申请量。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和污染程度不同,试验区政策的政策效应不同。普遍看来试验区政策对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低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更深。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企业持股银行对试验区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企业集权式内部管理结构和高管薪酬差距过高可能引发高管过度自信,削弱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然后,本文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不同类型的绿色金融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工具不同,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除绿色信贷政策具有强波特效应以外,绿色债券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均表现为弱波特效应,且政策效应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企业创新产出和创新绩效两个阶段的影响。渠道效应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绿色债券政策侧重于降低债务成本,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通过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和改善融资环境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同样地,企业特征属性、污染程度和外部融资依赖性不同,政策效应有所差别。此外,企业现金流、盈利能力、外部融资能力和成本转嫁能力等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具有调节作用。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应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充实绿色金融政策工具体系,健全绿色金融政策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和配套设施,支持和激励企业以技术创新助力经济“绿色复苏”。总之,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有效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仍需要政府监管调控部门对金融机构进行激励和监管,形成持续而良好的政策支持环境,以此实现“促发展”和“优环境”的政策目的。健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同时,还应激励企业盘活创新产出存量,促进经济“绿色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