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儿童犯罪严重侵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与人格尊严,给家庭和社会带来重大创伤。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由于暴利因素与买方市场扩张导致拐卖儿童犯罪仍屡禁不止。中国环境犯罪学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针对的犯罪类型较为集中,当前亟需从精细化的空间视角针对不同犯罪类型展开实证解析。因此本文从微观街区尺度聚焦拐卖儿童犯罪问题,基于网络寻亲数据、视频监控数据与实地调研资料,采用质性分析、数理统计、空间计量等方法,综合运用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理论、犯罪空间盲区理论、犯罪场理论、犯罪脚本理论,厘清拐卖儿童犯罪高风险场所类型和空间分布,及其形态与环境要素特征,揭示了拐卖儿童犯罪空间盲区的表现形式与典型的犯罪脚本,探索了城市建成环境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影响机制,从城市规划和管理角度提出了预防拐卖儿童犯罪的治理策略。主要结论如下:（1）高风险场所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1）拐卖儿童犯罪的主要高风险场所类型为公共场所,尤以商场与集市为常见。非公共场所次之,以居住性场所为主。被拐儿童年龄段多为幼儿期（1~3岁）与学龄前期（4~6岁）,数量上男童显著多于女童;（2）在空间分布特征上,一般城市中的各类高风险场所分布均呈现方向相同的“中心-外围”结构,集聚性明显。拐卖儿童犯罪的高风险场所主要位于城市中功能复杂的人口密集区,表现为用地密度值与用地混合度值双高。（2）高风险场所形态与环境要素:各类公共场所的环境要素主要包括了道路线型、空间开敞度、休憩设施数量与位置以及景观绿化布局形式几类。（1）交通性场所中,中低等道路的横断面形式在空间可视性方面高于高等级道路,但社会监控性不足。（2）商业性场所中,行列式布局的室内商业综合体空间可视性与空间可理解度优于中庭结构式户外商业综合体。（3）在流通性场所中,空间的可理解度与开敞度均较高,对外交通便利性与人员复杂性是影响犯罪的主要因素。（4）休憩性场所中,规则对称式广场的轴线整合度与空间可视性优于自然式公园。居住性非公共场所中,主要的环境要素特征包括场所内尽端路、区域边界道路与围合的封闭空间3类。平行式居住组团与行列式居住小区在道路整合度与空间理解度方面,高于分散式居住组团与围合式居住小区,但前两者区域可视性较低。（3）高风险场所的空间盲区与典型犯罪脚本:（1）各类场所的空间盲区特征主要与社会环境、功能特征等因素有关。公共场所的空间盲区主要出现在人流聚集、夜间灯光差、隐蔽性高的区域。非公共场所的空间盲区主要出现在空间视域死角、空间功能分割、机械监控缺失等监视性较差的区域,以及缺乏通道控制的出入口、场所边界、警戒程度较低的区域。（2）在典型犯罪脚本方面,一般分为犯罪准备、寻找目标、实施犯罪与犯罪逃逸4个阶段,儿童个体特征、建成环境空间特征以及社会环境感知特征共同影响了潜在犯罪人对作案方式的选择,并为犯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提供了不同的犯罪机会。（3）针对以上分析结果,开展了高风险场所安全感知的问卷调查,考察当前影响公众对此类场所安全感知差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首要因素为监护人对儿童监管程度（即目标加固因素）,其与对高风险场所安全感知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监管程度越严格对场所安全感知能力越强,次要因素为建成环境中的出入口控制、监控等因素,表明建成环境所导致的犯罪空间盲区易被公众忽略,是未来防控的重点。（4）建成环境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影响机制与治理对策。建成环境通过对犯罪场中时间、社会控制与犯罪侵害对象3类因素产生影响而导致拐卖儿童犯罪的发生。具体表现为:（1）建成环境中不同时段的场所功能与灯光照明状况导致场所昼夜监控力差异,从而在犯罪时间上形成分异。（2）建成环境中交往互动空间缺失、环境维护与管理不足、安保设施缺失造成拐卖儿童犯罪在社会控制因素方面存在疏漏。（3）相关高风险场所在建成环境方面的管理与引导缺失,导致社会层面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不足,降低了儿童与监护人的防范意识,从而对侵害对象因素产生影响。最后,从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在城市总体规划中,针对发展目标、用地协调、交通布局等提出了需改进与优化的方向;在详细性规划中,重点对各项规划指标、结构布局及引导性措施方面上给出防控建议。在城市管理层面,针对各项参与主体提出了在警务防控、应急保障以及社会参与方面的针对性策略。（5）研究不足与展望。基于网络寻亲平台获取的数据仅代表了有意寻亲的群体,寻亲者的记忆漏损也可能导致部分信息偏差。因此未来需要通过与公安部门合作,结合拐卖儿童犯罪受害人与家庭的访谈资料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同时,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各类场所的建成环境特征也处在不断变化中,未来的研究需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