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翻译大盛的一个时代。在众多译家中，林纾尤为引人瞩目。他一生译作颇丰，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更是真正开创了中国文学翻译的先河。该译著不仅开阔了时人视野，促进了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而且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特别是近现代小说)的发展，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页。 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译作却明显烙有译者操纵的痕迹。可谓是“改写”的典范之一。也正因如此，对林纾及其译品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比较典型的是：在传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观影响下，有些研究者批评、甚至指责林纾不应当对原著进行增加、删节、改动，乃至用古雅的文笔改变原作风格。仔细与原文核对，我们也发现上述批评并非言之无据，所以那些批评、指责似乎不容质疑。那么，是不是该译本的所有改动都不可取呢?经过深入研究，笔者的观点是恰恰是某些饱受批评的“误译”是构成《巴黎茶花女遗事》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也正是那些“误译”促使该译本一度深受读者推崇。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我们对林纾及其译品进行翻译研究时不妨调换研究视角：即跳出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研究，而将翻译放到更为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考察。 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就已经开始呈现一派多元的气象。其中，“翻译研究派”的崛起更是最终促成了翻译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翻译的文化论。该派学者如勒菲弗尔、巴斯耐特等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后期他们(特别是勒菲弗尔)更重视考察翻译与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制度等之间的关系。本文借用上述研究思路和勒菲弗尔的“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