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翻译的‘文化转向’基本已成事实，狭义的传统翻译理论影响渐微。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理论的蓬勃兴起，对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翻译理论产成了强烈冲击。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有许多核心课题相似，比如：二者都在寻求自身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提升，对语言都持有一种批判性理解的态度，对传统等级制和性别身份表示置疑，对“忠实”内涵产成怀疑等。于是翻译研究和女性主义结合，一种新的翻译诗学—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诞生了。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深受解构主义影响，彻底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文本—译文)和“原著中心主义”。指出文本和译文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是共生共存的关系。这无疑为国际翻译界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女性主义翻译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它强调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自身理论具有一定不连贯性，存在一定的机会主义和虚伪性，女性主义翻译者存在新殖民主义现象等。 我们要以批判的态度看待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方面，它成功的颠覆了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翻译理论，提升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另一方面，它也有本身所不能克服的缺点和局限性，而且过分强调对语言的“操纵”，这样只能将翻译研究引向极端。 尽管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我国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创作，但它对我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迄今甚微。直到2002年，女性主义才真正影响到我国的翻译研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全国各类期刊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章。但客观地说，由于国情不同，语言形态不同，和宗教因素不同等原因，我国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的女性主义译者。 女性主义者对翻译的思考和探索方兴未艾，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否能被愈来愈多的人接受，尚需时间和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