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要有三次大规模的全球失衡现象,前两次严重的全球失衡分别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和80年代中期,第一次失衡的主要顺差国是欧洲战后复兴国家,第二次失衡是以当时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主要顺差国,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不仅失衡幅度更大,这一失衡也给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风险,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之前关于全球失衡的研究多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包括双赤字说、汇率操纵说、以及从经济增长率与人口转型角度出发进行的分析；从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分析也主要是从跨期消费进而导致了各国的储蓄率的差异角度出发,缺乏从微观角度出发的深入研究。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从微观的国际分工机制出发,研究金融发展的差异导致了全球的经常项目失衡的演进,从而揭示全球失衡的本质,并研究导致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根本原因,对于全球失衡在研究思路上贡献一种新的方式,并可以推动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研究的深入发展。现实意义在于从微观形成机制入手分析全球失衡的成因,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对于全球失衡的形成机制可以提供更准确的分析,还可以为贸易政策制定者反驳国外的汇率操纵说,以及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间价值。一方面,深入分析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形成机制,可以使全球失衡形成的原因更加清晰化,长期的失衡也会对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不利,所以研究失衡问题可以为我国逐渐消除经常账户失衡提供一些策略上的参考；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根源对于世界之间的协作和有效的缓解持续发展的大规模经济失衡都有着重要意义,还可以帮助解决由失衡问题引发的各种贸易、经济问题。本文主要结论如下：全球价值链内的国际分工是当前国家间分工的主要形式,而针对全球失衡的形成经分析和研究发现,正是各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以及制造业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同,而比较优势带来的国际分工导致了各个国家的经常账户失衡出现,近些年来随着分工的不断加剧,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经常项目失衡问题。另外经济自由度的高低也会影响到分工对失衡的影响程度,越高的经济自由程度将导致经常账户不平衡的程度加深。而汇率低估虽然是全球失衡的一个影响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本文也提出了相关的经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