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逐渐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经济增长、人口红利等问题日益凸显,人们对人口政策关注激增,放松生育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人口、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学者专家,从家庭养老、家庭教育及人力资本、人口红利的角度展开分析,纷呈己见,密切关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其中,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数量与质量替代(Quantity-Quality Tradeoff)模型”,通过研究家庭决策来分析家庭内部资源配置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利用由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中2010年基线调查所得到的微观家庭数据信息。在进行数据筛选后,选取了2010年CFPS调查时,健在人世且至少有父母一方信息,出生在1971年-1990年且家庭中子女数量小于等于4人的CFPS2010子样本：共计1434个成年子女样本。先后利用差异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分别考察了在我国建国之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20年间,不同的人口政策实施阶段,家庭规模对家庭中所有子女、第一个孩子的个人教育水平的影响。对此问题的考察,正是为了检验中国家庭决策中是否存在子女数量与质量的替代,并且,对影响子女质量的主要因素的考察,有助于深入理解家庭生育及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从而为上述考察我国人口政策的研究视角提供理论依据。我们发现：建国以来,在不同的人口政策时期,即,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和全面推行阶段(1971年-1977年),计划生育成为国策的数量抽紧阶段(1978年-1983年),和适当放宽二胎条件的稳定阶段(1984年-1990年)等三个政策阶段。我国微观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对个人的教育水平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个结论对于家庭中所有子女和第一个孩子都成立。也就是说,通过对我国CFPS2010微观家庭数据信息的分析,证实了家庭中子女数量与质量间的替代关系。并且,无论是一胎到二胎,还是一胎到多胎的家庭规模变动,对于第一个孩子的教育水平而言,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孩子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入学率以及综合入学率水平,均会出现显著下降。此外,我们还发现,相比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动,社会时代的变迁、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以及不同教育阶段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的变化,对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综合入学率影响更大。本文由于样本区间的选择与数据信息的匹配等客观因素,未能对家庭层面的收入、教育支出对子女教育水平的作用关系进行考察,是本文回归分析的遗憾,建议在利用进行相关研究时,尽可能纳入有关家庭层面的收入和教育支出的数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