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技术渐趋成熟的今天,标准必要专利诉讼战迅速席卷全球,爱立信、Interdigital、Sisvel等全球主要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持有者,在世界范围内对多家移动设备制造商挥起了专利大棒,这些企业尤其喜欢利用标准必要专利对制造商们施加压力,如华为、小米、中兴等,要么上交高额授权费,否则就向法院申请临时禁令或永久禁令。标准必要专利的重要战略地位已经由“得专利者得天下”变成了“得标准者得天下”。禁令救济滥用可能损害良性市场竞争。禁令救济手段可能成为一种工具,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利用禁令排除市场竞争对手,维护优势竞争地位,或者利用禁令威胁迫使专利实施者接受过高许可定价、强制交易、搭售、拒绝交易等不合理、不公平的许可条件,攫取高额垄断许可费。我国司法实践当下对于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的审理思路主要是基于谈判双方存在的“过错”进行综合认定;在反垄断执法、司法实践中,执法、司法机关基于反垄断法分析框架提供审理思路。2019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颁布了《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针对涉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是否构成支配地位滥用的问题,《指南》做出了部分指引性规定,但是何种行为构成禁令滥用仍需要进行具体的规范解释,对于部分规范性用语仍然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在分析权利人提起禁令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支配地位行为时,由于标准必要专利是不可或缺的产品生产技术,而不同技术领域的可替代性和技术性质不同,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市场利益性质存在差异,故在分析时应遵循个案审理、利益平衡的原则,还应当厘清FRAND承诺和支配地位滥用的关系。具体而言,在规范层面,其一,完善FRAND承诺及其他专利权人做出的承诺在认定滥用行为的考量指标,具化FRAND承诺的许可义务;其二,考量双方在专利许可过程中的许可条件和条款,是否存在搭售或者过高定价以及其他不合理条件;其三,考量实施者“善意”的主观态度。在实践层面,其一,标准必要专利诉讼案件的审理最终应当以促成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为目标,建立标准必要专利问题纠纷调解机制;其二,法院主动依职权主动考察整体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考量禁令对涉专利技术的领域的消费者整体利益和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其三,加强反垄断局与法院的沟通与协调,建立反垄断执法机构参与禁令救济滥用的垄断民事纠纷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