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五部分论述了昆曲在北方的流传与发展。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在流传于苏州民间的“昆山腔”基础上，创造出“水磨调”。新声腔在原昆山腔的基础上集中了南曲柔媚婉转的特点，同时吸收了北曲慷慨激昂的唱腔，这使以魏氏新腔演唱的民间戏剧在吴中大受欢迎。1421年明自南京迁都北京。随着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移以及北京经济的繁荣，明嘉靖时期始，南方新兴诸声腔(包括昆山腔)，开始传入北京，改变了宫廷演戏仅以院本、北杂剧承应的情况，而南戏复兴后尤以“弋阳腔”最受欢迎，宫廷和民间宴会唱弋阳已成惯例。明末昆曲传入北京，主要以宫廷演出、家班演出、职业戏班演出等三种形式而存在。从明末到清中叶，昆曲在北方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历史：宫廷大戏的编纂以及家庭戏班、职业戏班演出的繁盛；诞生了有如《长生殿》、《桃花扇》这样的经典之作。但是，明清时期昆曲在北方的流传与发展是不平衡的。明万历年间到明末，除了昆曲在北京的流传和演出比较彰显外，北方天津、河北、山西也有昆腔的演出，但北方其他地区目前还未见记载。清代北京、天津、山西等地昆曲的演出比较繁盛，辽宁、内蒙、宁夏、甘肃、新疆等边疆地区也有昆曲演出。这些地区共同为昆曲在北方的流传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清朝未年到民国年间，昆曲在北方的延续主要依靠折子戏演出和王府昆弋班、河北民间昆弋班演出来维持，而到了建国前夕北方的昆曲班社几近消失。新中国建立以后，自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对民间戏曲的政策经历了从“改戏、改人、改制”到“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三并举”方针的转变，反映出意识形态对文艺事业发展的影响力。两个时期分别以南昆《十五贯》和北昆《李慧娘》的突出标志。《十五贯》所引起的“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效应，成立了包括“北方昆曲剧院”在内的若干专业团体和机构。而北昆的《李慧娘》则从短暂的辉煌巅峰跌入被批判的深渊，甚至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而“十年文革”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则把艺术“政治化”推向极致，包括北方昆曲剧院在内的昆曲专业团体全部被解散，刚刚恢复生机的昆曲事业受到重创。文革结束以后，文艺界同各界一样，拨乱反正，昆曲艺术如沐春风，北方昆曲剧院也恢复了建制。本文最后还对北方昆曲的艺术风格以及当代曲社、学校等机构对北方昆曲传播的贡献作了探讨，对当代昆曲艺术生存与发展问题以及昆曲艺术的未来发展做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