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注意到中国人勤劳,但并不富有。他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但斯密对中国社会为什么停滞没有做出更深入的解释,最近我们找到了这个答案。首先我们肯定这个事实的存在,我们常说十八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到处歌舞升平。1766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然而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尚不及今天一个只有6岁的民营公司——无锡尚德公司2007年的收入。但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短短二十几年里GDP增长15倍,连续二十几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引起这变化的秘密是什么呢?其实过去中国人的勤劳而穷和今天的勤劳而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在于两个字:“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经济日益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每年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资本市场的发展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资本市场不完善,缺少相应的投融资渠道,导致一方面社会巨额资金被迫滞留在银行系统,以及其他诸如保险公司和养老金等一些大的机构手中,另一方面众多企业却一直陷于资本短缺带来的发展瓶颈之中。在美国,90%的高新技术企业都是按私募股权投资的早期形式风险投资模式发展起来的。在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已经培养了新浪、蒙牛、尚德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私募股权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份,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管理支持。美国成熟的私募股权投资业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展私募股权投资业借鉴的榜样。而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私募股权投资有限合伙制度是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成为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主导的组织形式,而养老金投资制度的变革同样极大地推动了私募股权投资有限合伙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私募股权投资有限合伙制度的发展又提升了养老金投资的效率。美国私募股权投资业的成功发展,所有这些制度的创新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美国的这些制度创新对于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业的发展是否适合呢?经过研究发现,目前国内以私募股权投资有限合伙制度与养老金投资之间联系为主题的研究很少。本文选择私募股权投资的融资为研究主题,围绕私募股权投资的资本供给、有限合伙制度,以及养老金投资制度这个核心内容进行研究。首先,用实证分析和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组织形式的制度化演进历程,以及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的各个阶段和特征,指出有限合伙制度是私募股权投资有效的制度创新,并成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主导组织形式;同时通过分析美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认为这项制度创新极大地促进了私募股权投资有限合伙制度的创立和成熟,从而又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私募股权投资业的发展;而通过对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业现状的分析研究,指出中国要推动和发展私募股权投资业也必需进行制度创新。第二,以比较研究方法,论证了私募股权投资有限合伙制度的效率:SBIC为私募股权投资有限合伙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有限合伙制度是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必然选择;运用产业组织理论证明效率是组织形式不断演进的动力,有限合伙制度符合私募股权投资业的发展规律,是对传统组织形式的创新超越;运用契约理论证明私募股权有限合伙制度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最有效的契约机制。第三,运用组合投资理论及系统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养老金投资制度,认为有限合伙制度有效解决了养老金以投资者的身份直接投资于企业所带来的委托代理和严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中国养老金要想获得重大发展,如果没有相关制度的扶持配合,是很难做到的。在本文的最后,提出了相关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养老金投资于私募股权领域能够促进和完善私募股权投资的有限合伙制度,进而推动私募股权投资业的发展;养老金投资于中国的私募股权市场是中国养老金制度的突破和创新;有限合伙制度将是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业恰当的选择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