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大敌（沈烈，张西萍，2007），严重影响市场资源配置（姜付秀、朱冰、唐凝，2013）。因此，为了降低盈余管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会计界纷纷对盈余管理的驱动因素、治理约束因素、以及操纵方式和经济后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本文认为，盈余管理是“果”，既然要抑制盈余管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那么就必须首先找出盈余管理的“因”，然后“对症下药”，将盈余管理这个“果”给治理住。因此，沿着这条思路，本文主要从盈余管理的“因”（驱动因素）及盈余管理的“对症下药”（治理因素）两方面展开研究。　　针对盈余管理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受高阶管理理论(Hambrick and Mason，1984)的启发，尝试考察CEO任期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不同于以前的研究主要是考察CEO任职第一年与最后一年的盈余管理行为(胡倩倩，2014;Ashiq Ali，Weining Zhang，2015)，本文将CEO任职期限分为了任职早期、任职中后期、任职晚期三个任职阶段，考察了CEO整个任职生涯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与变化。这样更详细完整的考察将有助于市场通过CEO任期特点更好的识别企业真实的价值，作出更合理的投资决策，使市场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针对盈余管理治理因素方面的研究，在考察CEO任期对企业盈余管理影响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新会计准则对于CEO任期与企业盈余管理关系的治理约束作用。这不但进一步丰富了盈余管理治理因素方面的研究，也为新会计准则是否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实践证据，同时也在新会计准则的进一步完善与提供改进方向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　　针对CEO任职期限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根据声誉理论、职业关注理论，本文预期CEO任职期限越长，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低。但本文认为仅仅只是检验CEO任职期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视角过于宏观，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投资者利用CEO任职特征识别企业盈余管理，对企业会计信息做出评价。因此，为了更细致地观察到CEO任期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CEO任职期限分为了任职早期、任职晚期、任职其他年份进行依次检验。针对任职早期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由于在任职初期，CEO同时面临来自市场评价、自身专业知识、能力与相关权利的不足以及市场“逆向选择”多方面的压力，本文预期CEO任职初期会进行正向盈余管理。另外，由于市场在对CEO能力进行评价时，除了从当期业绩的高低进行判断，也会从增长率的角度进行评价。因此，在高管发生非正常变更时，新任CEO在任职初期也可能会采用“洗大澡”方式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将责任推卸到前任CEO身上，而换取自己未来任职期间的高业绩增长，以获得市场以及企业内部对其能力的高评价(Dechow et al.，2010)，因此本文也预期CEO任职初期会进行负向盈余管理。在任职晚期，由于接近退休，不再受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机制约束，而账面盈余又是影响其在最后一年获得的薪酬与奖金的关键因素，因此CEO会有动机在离职前进行正向盈余管理以提高自己短期的货币收入(Murphy，Zimmerman，1993)。据此，本文预期CEO会在其任职晚期进行盈余管理。但，如果CEO离职时，并没有接近退休，而是升职做董事长或是被外聘到其他企业，那么即使是在离职时，CEO仍然会受声誉机制的约束，甚至会因为要在经理人市场面临重新竞聘而更加关注、维护其已经建立的职业声誉。因此，相对于进行盈余管理获得短期的货币收入，本文认为CEO在离职时会更倾向于通过规范经营维护、塑造自己的职业声誉。据此，本文也预期CEO在任职晚期不会进行盈余管理。在CEO任职其他年份（即任职中后期），本文认为在CEO自身能力与相关权利不断积累，同时职业声誉不断建立的情况下，CEO进行盈余管理的边际收益逐渐降低、边际成本逐渐增加，因而CEO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越来越弱，越来越会为了维护自己的职业声誉而不进行盈余管理。据此，本文提出假设CEO任职其他年份（CEO任职中后期）普遍不会进行盈余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相对较高。由于新会计准则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并且相比旧会计准则更加明确、规范，披露要求也更为严格、透明。据此本文预期新会计准则能够对CEO任期与企业盈余管理关系起到约束治理作用。　　针对以上提出的假设，本文以2003～2014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参考Ashiq Ali，Zhang，2015的方法，运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与操纵性费用模型对其一一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任职期限即与正向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也与负向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这说明CEO的职业声誉能够有效约束CEO的盈余管理行为。2）在任职早期，我国CEO普遍都会进行盈余管理，并且正向盈余管理与负向盈余管理均普遍存在，但负向盈余管理程度大于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这表明与得到市场认可、赢得职业声誉理论(Ashiq Ali，Zhang，2015)相比较起来，实证结果与“洗大澡”理论(Strong andMeyer，1987;Elliott and Shaw，1988;DeAngelo，1988; Pourciau，1993)更为一致，表明我国CEO普遍更多地会在职位变更时通过进行负向盈余管理，将“包袱”归因于前任，而换取自己任职期间更高的增长率以“邀功请赏”。此外，在盈余操纵方式选择方面（无论是正向盈余管理还是负向盈余管理），CEO即会通过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进行应计盈余管理，也会通过酌量性费用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但更多的采用会计估计、会计政策等方式进行应计盈余管理;3)在CEO任职晚期，无论是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回归结果，还是操纵性费用模型回归结果，均没有检测到CEO任职晚期与盈余管理绝对值、正向盈余管理、负向盈余管理的显著关系。说明相比于离职时短期利益的诱惑，CEO还是更多的受声誉机制约束。为了向市场传递自己规范、敬业、诚信的职业素质，CEO不会在离职时进行盈余管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CEO普遍不是一直做到退休为止，而是会在经理人市场多次竞聘，与CEO任职期限越来越短的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Nadler，2007)。4)CEO任职其他年份（CEO任职中后期），无论是操纵性应计模型回归结果还是操纵性费用模型回归结果，CEO任职其他年份与盈余管理绝对值、正向盈余管理、负向盈余管理系数要么不显著，即使显著，也是显著为负，说明CEO在其任职中后期，随着声誉累积，进行盈余管理操纵的机会成本的增加，CEO普遍不会进行盈余管理。5）新会计准则能够对任职早期的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起到约束作用，但对于正向应计盈余管理以及利用酌量性费用进行真实盈余操纵均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这可能与新会计准则中更多的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有关，因为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广泛运用客观上增大了企业管理层有意识地借助公允价值新的运用领域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沈烈，张西萍，2007）。而之所以可以对CEO任职早期的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即对CEO任职早期的“洗大澡”应计盈余操纵行为有抑制作用），本文认为可能是由于新会计准则中规定长期资产一旦计提减值就不能转回，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CEO通过大量计量减值准备“洗大澡”的盈余操纵行为。　　综上，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关于CEO任期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CEO任职期限越长，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这说明频繁更换CEO会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造成负面影响。这启示企业应该尽量避免频繁更换CEO，同时也启示市场投资者可以从企业更换CEO的频度角度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做出判断，从而做出更合理的投资决策。另外，具体来说，CEO任职早期即与正向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也与负向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并且负向盈余管理程度大于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说明我国新任CEO“洗大澡”盈余操纵行为较为严重。另外，在盈余管理方式上，CEO任职早期即会进行应计盈余操纵又会利用酌量性费用进行真实盈余操纵，并且更多的利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进行应计盈余操纵。但除了任职早期，CEO任职中后期与晚期在声誉机制的约束下均不会进行盈余管理。这启示投资者要对CEO任职早期的会计信息质量持更加怀疑、谨慎的态度。关于新会计准则的治理作用，新会计准则只能抑制CEO任职早期的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对于正向应计盈余管理以及利用酌量性费用进行真实盈余操纵均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这启示投资者不能对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同时也启示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加大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同时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使用的条件，或者在现有加大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观，淡化利润表观念，这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削弱盈余管理（沈烈，张西萍，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