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认知是全球化时代国家、民族、文化之间互动交流的重要构成。本文将跨文化认知定义为:主体对外界异质文化信息的获取和应用,是主体把异质文化信息转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并用这种知识结构指导社会实践的行为。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重臣对“西方”的认知,就是典型的跨文化认知,洋务运动是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实践行为。本文以认知心理学、传播学、跨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特别是以认知心理学中的图式理论、发生认识论和传播学中阿克塞尔罗德的信息处理过程模式、戈夫曼关于框架的阐释等理论为直接指导,提出论文的研究框架——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具体来说,当洋务派重臣接触到关于“西方”的新信息时,他们头脑中原有的“西方”图式将自发启动,把“西方”新信息纳入原“西方”图式进行同化处理。如果“西方”新信息与原图式相符,则同化成功,他们将按原图式来认识和解释“西方”新信息,并进一步强化原“西方”图式,最终达到主客体平衡状态;如果“西方”新信息与原图式不符甚至存在矛盾与冲突,则同化失败,进入认知的调节,他们会按照“西方”新信息的新特征来对其确定新的认识和解释,据此改造原“西方”图式或建立新的“西方”图式,最终达到主客体平衡状态。总之,无论洋务派重臣对“西方”信息处理的最终结果是强化了原有“西方”图式,还是改造原有“西方”图式或建立新的“西方”图式,这都将成为他们后续处理“西方”新信息的依据。研究可见,洋务运动是洋务派重臣认识“西方”的重要缘起,自此,“西方”成了洋务派重臣跨文化认知的重要对象。洋务派重臣对“西方”的跨文化认知呈现出明确的目的性、鲜明的实践性、价值判断的偏颇性、心理的矛盾性、情感的多维性、个体的差异性等特点,其跨文化认知渠道主要包括中国传统鄙“夷”观念的影响、“西方”器物的传播、文章学说的无声浸润、与“西人”的直接交际、亲访“西方”的耳闻目睹等。根据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这一研究框架,按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可梳理出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发展的历程,把握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图式的发展转变。基于洋务派重臣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根基,他们对“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初始图式是可笼络羁縻的“蛮夷”;庚申之变后,他们对“西方”的认知由“蛮夷”转变为“暴夷”;洋务初始,他们认为“西方”所恃仅是坚船利炮的军事之强;洋务中期,他们认识到“西方”军事之强背后实为科教与商业之强;洋务末期到清末新政,他们最终认识到“西方”之强的根本是政制之善。从时间轴上看,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处于持续和循环运行中,从而形成了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并可据此归纳出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心理过程模式:初始图式:可笼络羁縻的“蛮夷”——“同化”西方:无法完成的任务——认知调节:不断改造并形成新的“西方”图式——主客体平衡:用“西方”图式指导洋务实践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及其发展演变,根植于他们的中国文化之本,具体包括尊孔崇儒与尊华鄙“夷”的文化取向、忠君卫道与保守排外的思想观念、经世致用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效果上看,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对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的洋务观由被动走向主动,推动了洋务运动由“自强”向“求富”纵深发展,面对“师夷”困境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策略,并在洋务运动后的清末新政中呼吁清廷进行政制改革。不过,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也存在着“本我”至上的局限,他们坚持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理念,“师夷”旨在“驭夷制夷”,存在着“本我”与“他我”的冲突及对抗,奉行的洋务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实质上也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文化折衷主义,这些因素影响和决定着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命运与结局。研究与反思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对当前跨文化认知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全球化发展大势所趋的今天,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日益密切,但逆全球化的力量依然强大。对此,我们可从国家与个体两个层面寻求推动跨文化认知向善发展的路径。在国家层面,国家之间必须构建国际平等主权的政治基础,发展平等互惠的国际经济与文化贸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促进异质文化的共识;在个体层面,我们应树立尊重“他我”文化的平等意识,提高自身的跨文化认知能力,以文化间性引领促进“本我”与“他我”的文化融合与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