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人们一般把翻译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技艺性质的语言活动,主要关心的是意义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谈到翻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忠实”、“对等”、“摹仿”、“透明”之类的话语,把“翻译”与“权力”放在一起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孙会军55)此时的翻译实践是以语言意义为导向的,并未把文化的因素纳入其中。然而,翻译必须把文化的因素考虑在内。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和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就指出随着语言学和文学的文化转向,翻译也应该文化转向。这为当时的翻译研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都应该被置于更广阔的学术领域诸如历史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文化转向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关注。随着人们从这一角度对翻译的研究的深入,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关系开始浮出水面(王东风, 2007 vii)。权力是一张时而在场时而不在场的网。尽管如此,权力随处可见。无论在哪个领域从哪个角度对翻译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当然,与权力密切相关的也绝仅非意识形态,还囊括了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道德伦理等其他因素。由此看来,翻译的权力转向应运而生。此外,一谈到权力势必会谈到对翻译的影响、控制甚至是操纵。然而并非所有的操控都是否定的、消极的;并非所有的操控都是颠覆的、反动的甚至是旨在消亡其他文化。相反,有的操纵对译入语文化和译入语读者是非常有必要的。作为严复最主要的一部译作《天演论》,它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严复在翻译赫胥黎著作的过程中并未完全对应原文,而是在叙述人称、内容调整、词汇选择、结构安排等方面做出了明显的改动。这些看上去似乎是译者自己改动的地方实则都是受到当时权力话语的制约。通过此文,作者将证明权力是广泛存在于翻译之中并影响翻译的许多方面以及译者的意图归根到底是由权力话语决定的。本文以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著名的权力话语为理论基础,从社会权力话语和个人权力话语两个方面分析当时的权力话语是如何影响、操控翻译的以证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应广泛用于翻译研究以及权力决定翻译活动中许多方面。此外,通过对权力话语影响甚至操纵翻译的种种现象的分析,此文试图证明多年以来一些人将权力视作为否定、消极因素的做法是不合适的。权力关系遍布翻译之中,但并非所有的权力都对翻译产生消极的影响甚至是颠覆。作者的研究有望给翻译研究界带来一点启示:并非提及权力、操纵,就以否定态度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