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汉赋是汉代最能代表汉代文学特征的文学样式，关于汉赋的研究，尤其是关于汉赋“颂扬”与“讽谏”的研究，从未间断，褒贬不一。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指出汉赋既可以“通讽谕”，又能“宣上德”，从而具有“颂扬圣德”与“讽谏帝失”两方面的内容。本文详细阐释了汉赋“颂扬圣德”与“讽谏帝失”两大方面的内容、其产生原因及通过对其分析评价，揭示出两者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 汉赋的颂扬圣德是赋家在时代精神潮流和阶级要求的推动下，以现实社会生活为根据反映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鲜明地体现了大汉王朝的繁荣强盛和由此而引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汉赋的讽谏帝失则是赋家发扬儒家的文艺“兴、观、群、怨”说，将文学与政治结合起来并让文学对政治发挥作用，从而实现“仁政”理想社会的一种实践。从表面来看，一个是“颂”，一个是“讽”，二者之间是矛盾的，但从实际的效果上看二者又是统一的，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以二者又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对立着的统一体。 正确理解汉赋颂扬圣德与讽谏帝失的对立统一关系，就能够纠正长期以来汉赋研究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只看到汉赋“颂扬”的一面，认为它是奉命的文学，是以歌功颂德为目的的文学，“劝百讽一”，“讽谏”是在画蛇添足；二是片面强调汉赋的讽谏功能，认为汉赋的讽谏功能大于颂扬，讽谏是汉赋的基本宗旨，从而对“劝百讽一”的赋作，尤其是散体大赋多持否定的态度。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汉赋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更好地理解汉赋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