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资本横跨大洲大洋的流动可以说是现代金融史的起点。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都曾经经受过资本的集中高涨与突发退潮的洗礼。明清时期,中国也是一个备受资本侵淫的国家。明末张居正“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明末清初江浙和福广的发展,间接得利于舶来的国际资本（此时为金银）。但是白银的大进大出,制造了如卡住脖子的“银荒”和力不从心的“鸦片战争”,搞得朝廷晕头转向。毋庸质疑,当年的中国人缺乏驾驭资本全球流动的智慧与能力。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经历过一个温暖的春天,世界各国之间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方式不断创新。IMF的研究显示,1975-1995年的20年时间,金融一体化的速度大大超出全球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应该承认,没有这个阶段的资本流动,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原始积累,无法开展产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无以支撑中国日后的经济大发展。最应当令我们自豪的,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交了学费,也交了一份出彩的全球资本运作答卷。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在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可能对全球和区域金融稳定构成威胁。从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遭受了严重损失。虽然危机频繁爆发,但发达国家遭受的损失有限,西方资本进军世界的热情始终不减。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西来东去的投资高潮迭起,跨境资本流动高强度增长,规模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新高。2005年,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夏皮罗说: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真正到来,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之大,种类之多,让之前任何历史时期都相形见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市场流动性在短时间内趋于枯竭,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受到了严重冲击,显示出了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金融的强大破坏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必须辅以政府的经济干预措施。考虑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国家都改变不了跨境资本流动扩大的趋势,也不可能采取完全限制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措施。因此,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自然成为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当局必须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根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范式,按照“文献综述—典型事实—数据分析—模型与实证检验—政策建议和总结”的逻辑思路,综合运用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和统计学的相关理论,通过使用动态面板模型、个体时点固定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逐级递进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首先,本文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历史情况进行了回顾,重点分析了近20年来资跨境资本流动呈现的新特点。本文肯定了跨境资本流动的积极意义,也指出跨境资本流动是部分国家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结合现有研究,明确了跨境资本总流动和净流动的计算方法;建立了一个覆盖106个国家或地区的大型面板数据集,从资本总流入和总流出两个角度分析了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特点,重点比较了危机前和危机后的差异,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具有易变性、顺周期性和异质性。接着,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以及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经济失衡和金融脆弱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考虑的不同变量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从上述106个国家中,选取了45个国家,研究了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重点分析了亚洲地区的驱动因素与其他地区的共性和异质性。通过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面板数据集的实证结果表明,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制度质量和国内因素对吸引资本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对亚洲地区来说,人均收入增长和贸易开放是吸引资本流入的重要驱动因素,VIX指数和影子利率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规模具有显著影响。本文还重点对不同类型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和金融脆弱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具有非常不同的作用。外国直接投资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其他投资流动则与宏观经济失衡（特别是货币高估）和金融脆弱性（私人部门的信贷增长、不良贷款率和货币错配）密切相关。最后,在分析日本、印度和韩国等国政策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在面对非传统货币政策冲击的情况下,跨境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高度重视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继续扩大政策工具包,平衡使用多种工具共同应对。在本文最后,对全文的研究结论和本文的创新点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明确了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