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之所以能够成为唐朝独辟宇宙的大家,就在于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尽管这一点已经取得广泛共识,但对李商隐的独特艺术成就缺少理论分析,大多数分析基本还是在传统的诗歌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这解释不了李商隐诗歌的独特艺术属性,解决不了以《锦瑟》、《无题》等诗歌为代表的最终解读问题。体现在阐释史上的多解现象不是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而是多解性。首先,诗歌多解性和多义性是不同类型的艺术属性,多解性根源于多义性。它的研究重点侧重于诗歌的接受和阐释,它不是要为诗歌寻求多种意义,而是要研究分析已经产生的多种意义。多解性不是中国古典诗歌普遍的艺术属性,而是一种新的迥异于传统诗歌艺术叙述形式、脱逸出传统诗歌审美常规的艺术属性,它开掘了诗歌艺术的新天地,但不是衡量诗歌艺术水平的普遍标准。多解性诗歌之多解虽然也是以文本义为基础,但联想义和文本义不存在绝对的依赖关系,联想义的存在有时不仅不会丰富文本义,甚至对其构成否定。它们彼此排斥又互相依存,这也是朦胧美产生的根源。多解的产生不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通常一人一解。还必须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李商隐所有作品都有多解性,主要是他的《无题》诗(包括《锦瑟》)以及风格类似无题的部分诗歌。其次,李商隐诗歌多解性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诗歌自身的原因,如心灵化的非现实意象,以虚化实的艺术手法,大量用典并加以改造,题目的缺失等;有诗人和时代的原因,如李商隐对孔孟之道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个人生活经历及其独特的写诗法,李商隐的政治遭遇,晚唐情爱绮艳题材的增长,中晚唐大量出现的咏物诗和李商隐独特写法的结合,与道教的关系,对阮籍和李贺的接受等等。另外,还有接受者的原因。在解读过程中,李商隐诗歌的各类解语在显示出各自优势的同时也都暴露了它们的缺陷,或将其还原成历史,或将其强行纳入多义性范畴,这种传统的解读方法无法适应李诗的艺术特性。李商隐多解性诗歌表现的是诗人的心灵世界,情感世界,他尽可能地削弱和现实世界的联系,从而表现一种纯情。它有高度的艺术自律性,消解了传统解诗法的活动机能。对于这种诗歌的解读,首要的是把握诗中的情感,但要避免空泛无实,方法就是利用已经产生的诗歌解语。诗情和事实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诗情通过诗人赋予事实以存在价值,事实则通过诗人展示诗情的现实基础。已经产生的诗歌多解是多解性诗歌解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理解诗歌的众多解时,要吸收众说的合理成分,求大同存小异。吸收众说不是撮合众说成一说,而是在保留众说的基础上理解诗歌的情感内涵和现实意义。总之,多解性是李商隐诗歌特有的艺术属性,明确它的艺术本质,才能有正确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