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一个表征。从清末的语文改革，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从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提出对语言的特殊要求，到40年代民族形式与方言土语的关系，其随时代演进而起伏不定的衍变脉络清晰可见。　　 1934年，报刊上重新燃起了文言与白话之争，尽管这一并无多少实质意义的争论来去匆匆、稍纵即逝，但它由此引起的“大众语”讨论，声势却铺天盖地。轰轰烈烈。短短半年多的时间(1934年5—12月)，参与讨论的刊物达30余种，当时重要报刊诸如《申报》、《中华日报》、《中央日报》、《大晚报》、《独立评论》、《社会月报》、《现代》、《文学》、《新垒》和《新语林》等均成为讨论的主要阵地和中心刊物，发表文章数400多篇；论战者以百计，队伍广泛，不但涉及北平、上海和南京三地各派知识分子，还包括广泛的社会普通人士。论争激烈，影响很大，成为当年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件大事。　　 “大众语”是30年代继大众文艺问题的讨论展开之后，因欲抵御“文言复兴”，并同时主张变革现行“白话”而提出的关于汉语书面语的一个特定用语。所谓“大众语”，是指以“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的明白”为目标的一种书面语。由此围绕“大众语”问题掀起的一场论争，既是文艺语言大众化问题的深入发展，也是坚持“言文一致”的文体改革方向，希翼白话文体在已行书面用语的基础上有所更新和发展，推进现代汉语书面语建设的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有关汉语语言发展建设的讨论。　　 “大众语”问题讨论具体涉及到对文言、白话和“大众语”三者的论辩，而主要又集中在如何对待“五四”白话文和如何建设“大众语”两个问题上。就论辩的队伍来看，论辩的正方是“大众语”倡导者们，他们发难的目标是白话语体和文言语体；论辩的反方是守旧派人士和所谓中间派人士，他们捍卫“五四”白话，并对“大众语”多持既不主动参与讨论也不作评价的壁上观态度。随着讨论话题逐渐转移到“大众语”建设问题上之后，其讨论便主要限于“大众语”倡导者们内部之间的互相辩驳。　　 在“文言—白话—大众语”三者形成的论辩局势中，文言文是白话文与“大众语”共同的反击对象，白话文与“大众语”从各自不同的目的出发，共同击退了文言文的复兴。其后，“大众语”对白话文展开了批驳，主张比白话文更“白”的所谓“白之又白”的语言变革。白话文与文言、“大众语”存在着难以完全分割的内在关联，白话文一方面要对抗文言文，另一方面又被要求更加大众化。这一语境导致白话文成为30年代“大众语”讨论中的一个关键词与论争基点，各方讨论形成了对白话文“存—废—改良”的几派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大众语”必须反对“五四”白话文，另一种意见主张“大众语”不必反对白话文，第三种意见则在折衷调和的基础上主张“批判的接受，合理的扬弃”。　　 “大众语”的建设问题是讨论的主体部分，也是最富有争议的内容，是话语交锋的焦点所在。对此问题，讨论见仁见智，有论者认为“大众语”在初始阶段可以是地方土语的提炼形式，然后逐渐加入普通话的语法和词法，使之普通化，成为全国通用的“大众语”；也有论者认为“大众语”应该是普通话与土话不断融合的产物，其通用性是在提取方言土语的基础上获得的；有的论者从质疑普通话存在的立场出发，认为建设“大众语”最根本的办法，是如何吸收化解方言土话；也有论者认为要使“大众语”更加丰富完善，还应该输入外来语和欧化语法，同时吸收古典语。还有论者提出了“三路并进”的方案；方言土语“从下送上”，文学科学报章广告等用语“从上迎下”，普及教育、语言教育等“从横通过”。更有论者主张改革汉字为拼音字，实行汉语写法拉丁化。　　 建设“大众语”的意见，林林总总，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大众语”建设的可能性与标准问题；二、“大众语”建设与欧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大众语”建设与方言土语的关系问题；四、“大众语”的书写方式——实行“拉丁化新文字”。　　 “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历时不长，来不及对“大众语”进行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没有取得成熟的研究成果。“大众语”也并未如当初论者们所预期的那样最终形成，现实中并没有一种所谓的“大众语”出现、形成和被使用，甚至有对其后的语言实践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的情况出现。但“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作为在30年代特定历史语境中对“五四”语言革命以来汉语语言的一次反思和应急性修正，它构成了现代中国语言变革和白话文学的大众化、底层化与普通化的一次探讨，它确立了语言“大众标准”和“大众方向”的路径。促成了其后语言风格和创作实践一定程度的转变。从语言变革的角度看，“大众语”讨论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自身逻辑发展的一次演进，是白话文运动的进一步深化。对于现代汉语书面浯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