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相信一个人是否自由是一个人是否负有和承担道德责任的根据之一，换句话说，自由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但在何种自由对于道德责任是充分的问题上却分出不同的立场。相容论者认为经验的自由概念对于道德责任是充分的，这种自由与决定论相容。不相容论者认为形而上学自由，或者说自由意志，对道德责任是必要的，而这种自由与决定论不相容。这两种立场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不相容论者要么难以说明自由意志是如何可能的，要么他们干脆否认自由意志是可能的。无论何种不相容论者的观点都使得道德责任实践失去了立根的基础;经验的自由固然是道德责任所不可或缺的，但如果在道德责任的赋予上人们的确普遍具有不相容论的直觉，那么相容论者所面临的任务就是他们必须证明经验的自由对于这种赋予是充分的。要对道德责任的赋予给出一种充分说明，相容论者必须完成两个任务:一般地证明自由意志并不是道德责任赋予的必要条件，在这一前提下具体地给出一种对道德责任赋予的充分说明。因此，无论相容论者给出何种具体的充分说明，就他们作为相容论者而言，他们首要的任务是完成一般性的证明。通过构想法氏例子，法兰克福试图给出一般性证明。这个证明旨在否认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而正是这个原则表达了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赋予的必要条件这一不相容论的直觉。由于法氏例子设想的终究只是一种经验的状况，而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是关于道德责任的形而上学原则，因此法氏例子并没有完成论证相容论所必需的一般性任务。基于法氏例子，费舍尔提出了基于引导性控制的对道德责任赋予的充分说明，但除非预先规定相容论，否则对构成这一说明的重要条件完全可以采取一种不相容论的说明。一般性说明对于证成相容论立场来说是必要的，因此，在完成一般性证明之前，任何一种对道德责任赋予的相容论说明都是在预先假设了相容论的情况下给出的。这样的说明仅仅是基于偏好，而不是基于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