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古代世界科技中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汉、唐、宋，一直到元经久不衰，尤其以唐宋时期的“四大发明”而盛极一时。但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却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血雨腥风中以被动的姿态拖入国际社会的。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受了列强的百般蹂躏，中国人经受了寻找新出路的百般苦难。中国人历经艰险探索新的出路。当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站在科学技术的高地上俯瞰和欺凌处于科学技术低谷的中国。科技传播学规律显示，信息必须借助物质(载体)或能量方能流动，只有势能高的信息才能传播到低的空间，且具有较大的动能和效应。落后国家应该拜先进国家为师，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期间任何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都要受到这个历史逻辑的制约。因此，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时代使然，是大势所趋。在科技传播的主体中，活跃着一批批有识之士和杰出代表。他们既有迫于内忧外困，而主张了解夷情和整军经武的；也不乏深感蒙昧无知，而主张开启民智和学习科技的；他们既有达官显贵、士子学人，也有外国使臣、宗教人士。传播模式虽各具形态，但终见成效：创办报刊开启了近代科技传播先导；译书出版是近代最重要的科技传播模式；实物传播是自上向下迁移；兴办学堂成为传播西方科学重要阵地；归国留学生成为传播西方科学的生力军。促成科技传播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危机意识的觉醒。在那个历史呼唤巨人，而上台的却是侏儒的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并没有抓住历史机遇，使“师夷长技”机会的白白丧失。因为，在缺乏科技意识和科技态度的社会里，科技的传播必须借助外在的冲击和内在的自醒，这就需要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家们的贡献在于因时而动，进行社会批判，对社会发展的不良倾向进行纠偏和预警，并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指明方向。魏源经世思想作为晨钟暮鼓，起到了科技传播的启蒙作用。科学技术要想造福人类，就需要在传播的过程中向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进行渗透，而这取决于时间和环境的配合程度。传播和渗透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它既需要获得广泛的认同，更需要建立坚实的社会基础。因此，它不可能是急进式的革命，只能是渐进的推进。晚清科技传播虽然来得有点迟缓，但它却促进了洋务思潮的萌发和勃兴。洋务思潮“思”而成潮，主要得益于：符号系统的建立为洋务思潮的兴起做了传播学上的铺垫；军事近代化的尝试为洋务思潮的萌生做了实践上的先验；洋务思潮的勃兴借力于科技传播，并反过来促进了科技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是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进入中国的，它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尽管这种认识和理解是不自觉的和潜移默化的，但它终究还是向各个层面渗透。晚清科技传播对社会思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防观的影响是由“器”上升到“人”与“器”的统一，由“据岸固守”的消极防御发展到“海防塞防并重”，发展观的影响是由最初的“自强”逐渐过渡到“求富”；人才观的影响是采西学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传统型转向中西结合型；教育观的影响是由道器观出发，提出了两者既对立统一，又可以相互转化的“中本西末”论；价值观的影响是传统价值观的坍塌与新价值观的重建，不仅影响了洋务运动本身，也为随后的戊戌变法，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坐标体系；自然观的影响是拿哥白尼的日心说、生物进化论反驳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也不变”荒谬理论，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科学观的影响是由器物科学观，上升为涵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体科学观。历史在给我们一个昭示：不发展只能是落后和挨打，大国的崛起需要强有力的科学创新能力作后盾，需要几代人的拼搏和奋起!没有精神的干预，社会的改造就是一句空话。因为，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而且首先是人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