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既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人是发展的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人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衡量指标和价值尺度。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凸显人的发展的主体地位,把握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促进人的活动的丰富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追求的价值目标。在持续、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义,并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农民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发展中的特殊部分,是人的发展在农民这一群体的具体体现。农民是当代中国人数众多,发展相对滞后,需要反哺和扶持的最大弱势群体,农民发展在当代中国占据特殊的地位和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之故,农民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尺,农民群体的发展状况标志着中国人的整体发展程度与水平,昭示着中国人真正的和充分的发展。然而,农民发展既是历史的、延续的,也是动态的、曲折的,更是现实的、具体的,它不是在想象的、理想设定范围内的孤立存在物,而是在现有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受现实物质利益关系和现行经济体制制约之下的合理存在。这意味着农民的发展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即在与特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不同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农民的本质力量和本质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调整和变动影响下农民在主体性的确立、自主意识的提升、劳动范围的拓展、劳动方式的变化、社会交往的改变、需要的满足、需求层次的提高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不同发展内容。现阶段,对农民发展的关注和研究,毕竟与我国的“三农”问题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关于“三农”问题,研究日趋深入和细化,至今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多种解决思路,可是理论研究向政策实践的转化却并不尽如人意。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民发展是农村社会稳定的核心和基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和钥匙在于农民发展,这样一个看似简单而基本的逻辑,多年来并未达致一种理想的状态。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农民群体虽然得到高度重视、普遍关注和大力扶持,但他们至今依然受到诸多体制因素的限制而并未获得平等的、充分的、自由的发展,仍然处于社会发展的底端,并未走出相对贫困的境地,甚至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因此,凸显农民发展问题探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选取中国的农民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分析和综合相统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农民发展内嵌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的维度之中,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确立、演进、改革、发展的清晰脉络为背景,阐述历史变迁中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对农民发展的影响；探究农村集体经济演变的不同时期农民发展的主要方面；挖掘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关联性和规律性,进而探索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调整以促进农民发展的具体路径。全文共分为导论和六章内容。导论重点阐述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梳理与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发展问题相关的国内外理论,分析评述与之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确定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内容和研究重点、难点,论述所采用的主要研究和分析方法,指出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概念解析。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概念界定,必然是以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解为基础的。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内涵,是目前争议较大、分歧较多、理解多元,故而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理论内涵和现实内涵的一个概念。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质内核,需要对其相关理论、历史演化、实践创新做全方位考察,以形成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关于农民发展的基本概念,是从对“农民”的多元认识开始梳理,以此为基础,进而提出农民发展的内涵。并结合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农民发展的主要内容、层次体系、理论依据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同时,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关系予以归纳和概括,以奠定全文的理论研究基础。第二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时期的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选择和建立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本章重点探寻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诞生和逐步形成的源头,考察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在初步确立时期对农民发展的影响。建国前,农村集体经济的萌芽是基于广大农民生产劳动需求基础之上的农村互助合作。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下,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促使互助组向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不断升级转变。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由初级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由萌芽到雏形,直至完全确立。此间,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由旨在解决困难农户基本生存需求的简单劳动互助向提高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加强劳动协作的转变,农民实现了由传统分散小农向集体农民的转变,获得了初步发展。第三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固化时期的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稳定持续、单一刚性演进是在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借助“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以强大的组织动员力量将广大农民“联合”起来,蕴含着促进农民发展的合理性。方面,集中统一的经营模式提高了农村生产力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激发了农民“战天斗地”的革命意志,调动了农民饱满的建设热情,肯定了农民参加生产劳动所获得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意义,赋予农民更加明确的存在价值、尊严和体面感,以集体主义意识和精神感召农民,奠定了农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但人民公社体制的合理性并未得到有效实现,不仅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强化了生产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而且忽视和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与要求,形成农民对集体和国家的全面依附等,事实上阻碍了农民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第四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农民发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发展进入改革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极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赋予农民相对独立的经营权利和财产权利,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民潜力的合理挖掘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发展。然而,由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过分强调了“分”,而忽视了“统”,导致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关系失衡。一方面,集体统一经营的日渐“衰微”,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服务功能的缺失,削弱了保护农民的集体实力,无法成为农民发展的有效“保护伞”；另一方面,家庭承包经营的日益“薄弱”,经营规模过小、组织程度较低、资源配置低效、市场信息较少、交易成本过高等加大了农户所需面对的市场风险,势单力薄的农户无力承担市场风险所引发的后果。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在改革初期释放了蕴藏在广大农民之中的巨大潜力和生产热情,然而,其自身在实践中的推行演进,也对现实中的农民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第五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创新时期的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突破双层经营体制“统”与“分”失衡的困局,不断寻求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以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和创新型的实现形式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规模经营”和“纵横联合”,培养和造就了农民新的发展。农民自主意识提高,利于克服人的依附关系,增强农民的个性独立；经济价值取向增强,利于强化社会地位的平等,促进农民独立人格的形成；价值实现途径多元化,利于扩大社会交往范围,增强农民的社会交往能力。与此同时,农民发展也面临着新的现实困境,农民的发展目标模糊,自主意识和主体意识淡薄,主体性尚未完全确立；与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农民意识长期存在,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先进理念和思维方式长期缺位,阻碍着农民的市场化步伐；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较低,劳动技能、素质的制约,决定了农民难以获得更高层面的发展；农民的发展权益未得到有效的、合理的保护,致使农民发展困难重重。总之,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发展,既给当前的农民发展带来了“福音”,也使农民发展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困惑,亟需探索和解决。第六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中农民发展的现实反思。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的深刻考察,以及不同体制下农民发展状况的详细梳理,形成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农民发展的深度反思,即农村集体经济地位不容置疑,不容否定,其体制调整的核心并非是所有制关系越高越纯就好,就会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农业持续增效和农民健康发展,而必须坚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自信”。农民发展是“三农”问题的靶心,其理性追求需不断实现。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需良性互动才能相得益彰。与此同时,总结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促进农民发展的重要启示,即必须深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解,坚持农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民发展的物质基础；必须重视人的因素,确保农民发展的核心地位；必须以多样化的实现形式,构筑农民发展的重要舞台；必须正视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明确的政府责任保障农民发展的基本权益。最后,提出了以“利益”为核心调整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以实现农民“内源发展”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