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政府积极参加全球环境治理并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GDP增长率从2012年开始一直处于低位。面对着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根据中国的国情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措施，让投资驱动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变。然而，消费驱动型经济并非就是环保的经济增长模式，消费如同生产，如果不加以管制和规范，同样会引发环境污染问题。
　　基于上述国际和国内背景，本文深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消费领域环境污染的影响。
　　现状研究表明，就“贸易开放度”度量的贸易自由化而言，中国贸易自由化总体呈下降趋势，地区贸易自由化区别很大，东部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整体的贸易自由化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就生活与工业二氧化硫而言，在2011年之前中国消费污染基本呈下降趋势，生产污染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在2011年之后中国消费污染持续上升，生产污染持续下降。两控区与非控区生活二氧化硫排放水平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就生活垃圾与工业固体废物而言，在2011年之前，中国生产污染增长率大于消费污染增长率；在2011年之后，中国消费污染增长率大于生产污染增长率。中国消费贡献率与生活二氧化硫增长率以及生活垃圾增长率的升降基本保持同步。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与消费强度成负相关。消费强度与环境污染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后一时间段消费强度的回归系数小于前一时间段。也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的污染强度在下降。由此推断，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与消费的污染强度变化的方向相同。因此，在当前消费驱动型经济中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消费污染的影响不可忽视。
　　机制研究显示，中国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可以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一般来说，规模效应大于零，技术效应小于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当中国是消费侧肮脏品的净出口国时，结构效应小于零；当中国是消费侧肮脏品的净进口国时，结构效应大于零。在刚性环境政策下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消费污染的影响机制不同于在弹性环境政策下的情况。在固定排污许可证的刚性环境政策下，消费侧肮脏品的净出口国出现反常的正技术效应。
　　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环境三效应中，规模效应大于零，技术效应小于零，“平均值省区”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小于零。中国并不存在生活二氧化硫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却存在消费领域“污染天堂”假说。总体上贸易促进中国生活二氧化硫人均排放水平下降。中国各省区贸易强度弹性与相对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支持上述有关消费领域“污染天堂”假说的实证结果。贸易自由化对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不完全相同。
　　降低规模效应研究显示，在Brander-Spencer（1985）经济中，当本国和外国企业在第三国市场进行Cournot竞争时，本国或外国企业产品在第三国消费减污量的增加会促使自身均衡产量和均衡销售利润增加，却导致另一国企业均衡产量和均衡销售利润下降。当本国和外国企业在第三国市场进行Bertrand竞争时，本国或外国企业产品在第三国消费减污量的增加会导致两国企业产品均衡价格下降，但却促使自身均衡销售利润增加，而另一国企业均衡销售利润下降。本国或外国政府提高对其企业产品消费减污R&D投资补贴的比例会增加该国企业产品在第三国的消费减污量，同时也会增加该国企业均衡产量和产品消费减污R&D投资利润。但却会减少另一国企业产品在第三国的消费减污量、均衡产量和消费减污R&D投资利润。本国和外国政府都有单边对其企业消费减污R&D投资进行补贴的激励。当本国和外国政府消费减污R&D投资补贴政策达到非合作纳什均衡最优时，任何一国政府降低微量补贴都会提高两国总社会福利水平。第三国政府既可以通过选择非合作纳什均衡的最优消费污染税，也可以通过采取扩大市场规模或减少产品差异度的政策措施来达到其国内消费减污的目的。
　　降低结构效应研究显示，当本国和外国企业进行Cournot竞争时，两国政府的关税、消费污染税和消费补贴对两国企业分别在两国市场的销售量均有影响。环境损害系数、生产成本和消费规模都会影响最优关税、消费污染税或消费补贴。当本国和外国政策处于非合作纳什均衡时，下列政策措施是严格帕累托改进的：(1)两国同时降低微量消费污染税和关税并提高微量消费补贴；(2)两国同时既对消费侧肮脏品实行降低关税并增加其消费污染税的税收中性政策改革，又对消费侧清洁品实行降低关税和消费补贴的税收中性政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