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致力巩固革命政权的一场全国性的打击敌对势力的运动,它也是新中国发生的最早的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本论文以山东省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1)为研究对象,从中共政策与山东的互动情况及其在山东的具体运作的视角,来描述和分析了这场运动在山东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在这一过程中山东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探求了其因果及影响。本论文共分三部分,另加引言和结语。引言回顾了近年来学者们对镇反运动的研究状况,指出了以往对此问题研究的意义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目的、试图解决的问题以及和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并对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作了说明。第一部分首先论述建国初期山东社会的治安状况,说明建国初山东省旧势力的破坏活动并不十分严重,因此,山东当局当时更加关心的是如何健全和完善各级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和加快本省的经济恢复的问题。但是,在中央不断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对反革命分子实施镇压的大背景下,山东分局也陆续进行了一些镇压的动作,主要是剿匪和反动党团登记工作。由于山东自身的这种情况,即使是在中共中央于1950年发布了“双十”指示,直至1950年底,山东的工作重心也并没有转移到“镇反”上面来。接着,文章交待了山东省“镇反”运动发起的具体经过。说明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中共领导层在对待“镇反”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双十”指示的制定和发布对全国“镇反”运动的全面发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山东各地上级主管部门的山东分局,在中央的不断推动和督促下,逐步适应了中共中央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与“镇反”配套的措施,在1951年初渐次将运动开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黄祖炎被害事件的发生,显然对山东省的“镇反”运动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山东省的“镇反”运动,甚至一度由不积极不主动,迅速发生了“多捕多杀”的偏向。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了1951年4、5月份山东“镇反”运动进入高潮,运动中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进入到以城市“镇反”为主的阶段的过程。特别是着重交待了山东省4月1日的统一大逮捕行动(以下简称“四一”镇反)的具体情况,包括事前的准备工作,大逮捕的过程及此后山东各地对此事的反映,以及“四一”行动的社会效果和肃清会道门等情况。第三部分主要说明了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为响应中共中央全面收缩的方针,山东具体实施的办法,主要就山东的处理积案工作、清理中层反革命分子,以及落实对民主人士和起义军官家属等问题,作了描述和分析。结语对山东在第一期镇反(1950年10月到1951年底)的关、杀,管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统计,通过对1950至1951年山东省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考察,提出了几点思考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