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的重要典籍,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中庸》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在众多《中庸》英译本中,辜鸿铭和安乐哲的译本独具特色。一方面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视野使他们有别于其他译者,另一方面,他们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在国内引起了不少争议。但两位译者坚持的立场对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具有特殊作用。20世纪90年代西方兴起的后殖民翻译理论能够为《中庸》译本研究提供有利的视角。后殖民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不是纯粹的语言和文本活动,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的语言交际活动。本文从后殖民视角出发,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中庸》翻译蕴涵的政治文化行为及其动机,关注隐藏在翻译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机制。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视角对安乐哲和辜鸿铭所译《中庸》译本做对比研究。重点关注译者文化身份、译者翻译动机、译者翻译策略三方面。辜鸿铭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回国后投身中国儒学,觉得中国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不能容忍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东方主义”式的扭曲。他的文化身份是中国的,儒家的,反东方主义的。安乐哲是西方人,早期受中国哲学思想的熏陶,致力于中国哲学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不能忍受西方以自我为中心,漠视其他哲学文化的文化中心主义。他的文化身份是哲学的,反文化中心主义的。辜鸿铭处在清朝末期,中国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萌生重新翻译中国儒学的念头,以此来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改变西方对中国傲慢与偏见的态度。安乐哲则主要是想传播中国哲学思想,改变西方对中国哲学的漠视。至于翻译策略,他们都对关键词重新解读,都采用整体解读,对比分析和杂合的语言等原则。但他们对关键词的解读不一样。辜鸿铭主要采用归化翻译方法解读关键词,而安乐哲主要采用异化法解读关键词。虽然他们使用的策略有同有异,但不谋而合的是,他们都体现了对霸权文化的抵抗。通过比较发现,首先,在后殖民语境中,翻译构建异域文化再现的同时,也构建了本土文化身份。辜鸿铭和安乐哲在翻译《中庸》的同时,重新建构中国的文化身份。其次,归化和异化不能被任意定义为是殖民的手段还是解殖民的手段。是殖民手段还是解殖民手段取决于翻译时的社会背景和译者翻译动机。辜鸿铭主要使用归化翻译法,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背叛。但通过对其文化身份和翻译动机的分析,可知他采用归化翻译法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真正的文明,改变中国被扭曲的形象,从而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傲慢态度。他的这一良苦用心实是对西方殖民霸权的抵抗。安乐哲主要使用异化翻译法,保留中国哲学的特质。他认为中国哲学是过程性的,用西方物质性语言翻译是不妥的,不能真实传达中国哲学思想的内涵。而且他不能忍受西方哲学的中心论,所以他在翻译《中庸》时保留中国哲学的“他性”,这也体现了其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抵抗。最后,安乐哲和辜鸿铭对《中庸》的翻译同中有异。他们对关键词的解读方式不同,所采取的翻译手法也不相同,但都体现了对西方霸权文化的抵抗,通过翻译塑造中国文化身份,提高中国儒家文化地位,在东西方文化间展开平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