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轴心期时代循环性时间观普遍存在于中国、印度和古希腊。中国历史循环论起源于中国人对周而复始的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反思。对时间和历史的循环性的理解在《周易》中体现的比较突出,《周易》的时间观是周而复始的交替循环。孔子是循环性历史观的奠基人,他在《论语》中提出的“一文一质”的历史循环观,指出历史的变化是“文、质”交替循环的产物。孔子之后的孟子和荀子则继承了他的历史循环观,并在不同的侧面加以发挥。中国历史循环论的另一种形式则是战国时代邹衍提出的五行相胜说,他用自然界五种基本元素相互克制的原理解释历史循环往复的现象。汉代的刘歆则反其道而行,提出用五种元素相互生成的原理解释历史的循环反复,这就是他的五行相生说。董仲舒则独辟蹊径,为中国历史循环论添加了一种新理论,即“三统说”和“三正说”。其后的邵雍、朱熹和王船山则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循环论历史观。社会进化论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广为传播的一种社会思潮。斯宾塞、马尔萨斯和海克尔的思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严复把斯宾塞的《进化与伦理》翻译为《天演论》介绍给中国人后,立即在充满忧患意识的中国人中引起轩然大波。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康有为和梁启超顺应时代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世进化说”和“三世六别说”,以回应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也为后来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关于社会进化论和中国历史循环观的比较,从基本内容、历史发生学、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等角度,以梁启超阐发的社会进化论为标准和中国历史循环观进行比较。从更大的理论背景出发,德勒兹的社会褶皱说也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历史循环观、社会进化论以及它们之间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