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表达的程度是衡量民主政治的一个尺度。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行之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既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题中之义。党政官员的素质、执行力和配套制度关乎到公众利益的有效表达,但是政府的腐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利益表达偏离制度化的发展方向,引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甚至是暴力事件。因此,从公众的视角出发,考察腐败与利益表达的关联,对于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和促进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腐败与利益表达关联的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链接点,也是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起点。鉴于腐败与利益表达测量的困难性,本文将参照既有的“主观解释主观”的分析进路,强调从公众的感知出发,以理论论辩的逻辑核心尽可能地消除由两个主观变量的潜在心理特征引起的混淆偏误,从而建立起“腐败感知”与“利益表达有效性认知”的分析框架,以拓展经验解释能力。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围绕腐败感知与利益表达有效性认知的不同侧重点,聚焦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法制模块,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分别探讨不同维度的腐败感知变量与利益表达取向的关联。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腐败感知对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效性认知的影响具有不一致性。从组织维度看,公民对公权力组织及其人员的整体腐败感知水平越高,那么认为采取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利益诉求越无效,采取非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利益诉求越有效;从行动维度来看,公民对政府执行力的腐败印象越深,那么对其而言,无论是采取制度化还是非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利益诉求都是越没有效果的;从制度维度来看,公民对问责机制的腐败印象,并不会影响到其对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效性的认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