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元’论”(“以人为本的元理论研究”),也即“以人为本的形而上学研究”,目的是从根本上回答“以人为本究竟是什么”,“人究竟何以为本”,“以人为本究竟何以可能”以及“以人为本的终极追求究竟是什么”等四个元理论层次的问题。“以人为本究竟是什么”。何谓“以人为本”,可以从四个“关键词”来解读：其一,以人为本是以什么“人"为本?人有三种存在维度：类、群体、个体。人既是类存在物,又是群体存在物,还是个体存在物。“以人为本”自然可以而且应该从这三种存在维度来审视和考察。“以人为本”必须体现“类”的向度,但要防止无视其他物类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必须体现“群体”向度,但要防止用集体压制个人的集体专制主义；“以人为本”必须体现个体向度,但要防止个人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其二,以人为本是以人的“什么”为本?这在不同的国度乃至同一国度的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解。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以人为本"不是以个别人、少数人的利益为本,也不是以所有人的利益为本,而是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本；不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某些”利益或“所有"利益为本,而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其三,以人为本是“什么人”以人为本?从广义上讲,人人都是“以人为本"的实践主体,“以人为本”应该成为全社会各个阶层以及每个人的历史主体意识、民主意识的一种自觉表现；从狭义上讲,其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关键在党。其四,以人为本的“本”是什么?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指“本体",而是指“根本"。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而是一个价值论、历史观的概念。“人究竟何以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缘于价值观层面的讨论而起,却可以于存在论(本体论)的高度展开。人学本体论探讨的是“人是什么”的问题,“以人为本”探讨的是“如何对待人"的问题。前者是本体论问题,后者是价值论问题。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这就是：对“人是什么”的回答直接决定了对“如何对待人”的回答；或者说,要正确地回答“如何对待人”的问题有赖于正确地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以人为本",价值论上缘起,存在论上解决。众所周知,寻找“逻各斯”是西方传统人学难以撼动的存在论情结,实体本体论的纠缠是西方传统人学始终无法摆脱的强大理论传统。西方传统人学在追求“同一性”(逻各斯)的过程中,遗忘了现实的人；在寻找“安身立命之本"的同时,却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追寻“实体”的道路乃是一条“通向人的奴役之路"。西方传统人学将某种物性实体、神性实体、理性实体奉为人的最高原因和最终根据,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人也只能奉它们为本,人本向度被深深地遮蔽起来。西方传统人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人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从抽象的理性向现实的感性回归的趋向。在这条回归之路上,费尔巴哈是一个举足轻重、绕不开的人物。费尔巴哈第一次把“感性"提升到了本体论的地位,力图实现存在论的“感性"转向,但他终归未能贯彻到底而停留于感性直观的抽象层次上。费尔巴哈的感性本体论准确地说只是感性直观本体论。尽管费尔巴哈充满激情地喊出了“神的主体是理性”的响亮口号,以对抗“我是我所是”的神学第一原理,开辟了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来终结“神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神学传统的新路向,极大地动摇了神学本体论的坚硬内核和神本原则的价值取向,但终究未能完成“推倒神恢复人的最高权威"的崇高使命。尽管费尔巴哈充满睿智地提出了“理性的主体是人"的科学命题,以对抗“理性实体化”的近代哲学传统,开辟了以“我欲故我在"来终结“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新方向,但终究未能摆脱理性本体论僭妄的强大传统。感性直观本体论的滥觞确实使长久以来被深深遮蔽的人本向度燃起了新生的希望,但终归只是长久压抑之下的低度伸张和本能反抗,一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人本学的虚弱与感性本体论的贫乏就显露无虞了。“存在论追究"是马克思人学不可或缺的意义维度。从马克思的文本看来,人之存在的存在论根据就在于“人的感性生存活动本身",由此确立了具有现代生存向度的本体论——感性生活本体论。相对于传统本体论而言,感性生活本体论的出场是人学思想史上发生的一次“存在论断裂”,标志着通行于西方两千多年的实体本体论传统的彻底“崩塌”,标志着超感性的知性实体的统治秩序的彻底“摧毁”,标志着实体本体论的坚硬内核的彻底“瓦解”。感性生活本体论科学回答了“人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从而也科学解决了“应该如何对待人”的价值论问题。西方传统人学是从人之外来寻求人之为人的根据,人就必然处于从属地位,只能听凭于人之外的物性实体、神性实体或理性实体来宰制自己。而马克思对“人是什么”的回答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就是人的感性生存活动本身；因而对“应该如何对待人”的回答就是：以人为本。马克思的这一存在论境界说明,根本不需要人之外的实体来确证人的存在,根本不需要外在于人的主体来拟定人的生存过程,根本不需要将人的伟大与崇高归功于人之外的物性实体、神性实体或理性实体,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根本不需要上帝来担保,这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人类社会和历史应当而且必须“以人为本”,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所谓“物本”、“神本”、“君本”、“资本”等等都是一种本末倒置、舍本求末的表现。“以人为本究竟何以可能”。众所周知,尽管西方的人本主义传统历史久远,思想丰富,体系完备,但理论的丰富不等于理论的成熟。西方传统人学没有解决在“什么世界”以人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以什么“人”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人"如何才能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人”何以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问题。西方传统人学由于其理论本身的缺陷,“以人为本”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空想。马克思主义人学全面超越了西方传统人学的理论缺陷,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正确认识和改造自己、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推动“以人为本”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空想走向了科学。“以人为本”的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并不完全是一致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未来理想社会来理解“以人为本”,而当代中国则主要立足于现实来推进“以人为本”,这就产生了理想性的“以人为本”与现实性的“以人为本”的分野,并且衍生了“以人为本”如何实现“从理想性向现实性回归”以及“从现实性向理想性跃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诞生标志着“以人为本”具备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以人为本”已经不是一种空想,但却仍然只是一种理想。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以后,“以人为本”才逐渐从理想变为现实；但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现实性的“以人为本”也是一个不断从不理想状态向理想状态跃迁的过程。从社会主义实践来看,“以人为本”在事实层面逐步地从理想变为现实与在价值层面逐步地从现实趋向理想,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目前,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理想的人本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也就是理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实中的“以人为本”之间的距离。当代中国应该从物质条件、政治基础、制度保障、群众基础、生态条件、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着手,推动“以人为本”从理想变为现实；同时要不断地提升“以人为本”的层次和水平,推动“以人为本”从现实趋向理想。“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是“理想回归现实”与“现实趋向理想”的统一,是理想现实化与现实理想化的统一,这是“以人为本”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人为本的终极追求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人类的历史发展不可能有比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更高的理想了。如果说尊重人的自由权利、促进人的发展等内涵是“以人为本”的基本要义的话,那么,“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非就是“以每个人为本”的同义语,“以每个人为本”也无非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然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追求,那么,“以每个人为本”也就必然是“以人为本”的终极追求和最高境界。“以人为本”必须落实到个体,但不能降低为“以个人为本”。“以每个人为本”与“以个人为本”是完全异质的。“以每个人为本”既不是个体主义的命题,也不是整体主义的命题,而是一个彻底的集体主义的命题,是集体主义的最高表现和完成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为本”的社会,而且惟有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为本”的社会。当前,“以每个人为本”尚未成为现实,但也不是与现实毫无关涉的幻想；共产主义的实现意味着“以每个人为本”的实现,但不是“以每个人为本”的完成,“以每个人为本”从来都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一种完全成就了的事实,永远不可能完全地、一无遗漏地得到实现；“以每个人为本”永无止境、永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