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价斯大林，在中国当代史、中苏关系史、国际共运史和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乃至影响到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然而对于这个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重要历史事件，至今尚没有人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本文拟以苏共二十大为契入点，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史论结合的方法，依据毛泽东在党内会议讨论时的发言、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私人之间的谈话等方面的材料，对从1956年3月17日晚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书记处会议到1965年底中苏大论战结束这一时期内，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做一系统的探讨。这对于我们正确了解和看待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好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或许有所帮助；对于我们加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学习和掌握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可能会有所裨益。本论文对毛泽东评价斯大林有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其中对毛泽东评价斯大林过程中每个阶段特点的分析、对毛泽东评价斯大林双重影响的论述、对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特点的概括具有创新意义。本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对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历史背景、起因、过程、内容、影响、特点与局限性进行了评述和分析。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论述和分析了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历史背景与起因。论文把毛泽东评价斯大林放在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大背景下，经过分析指出，世界冷战格局下的中苏结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关系密切的斯大林的逝世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内外政策的调整，是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国际背景；中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国内背景；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揭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引发的思想混乱、信仰危机和政治危机，是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直接起因。第二部分论述了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历史过程，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论文根据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问题的认识变化和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出发点、侧重点的不同，把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6年3月17日晚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书记处会议到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前，这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采取有保留的支持态度，并开始对斯大林进行全面评价的阶段。毛泽东这时虽然也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侧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其目的是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第二阶段，从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到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这是毛泽东强调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消极作用，提出保护斯大林，开始重点批判修正主义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到1965年底中苏大论战结束，这是毛泽东彻底否定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积极作用，公开为斯大林辩护，大批现代修正主义，并逐步形成“反修、防修”理论的阶段。第三部分集中论述了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主要内容。论文认为，毛泽东既高度评价了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和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分析了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原因、性质；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科学评价斯大林的方法，而且得出了对斯大林应是“三七开”、斯大林是“功大过小”的总体评价。第四部分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双重影响。对苏共和苏联来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开始时对赫鲁晓夫产生了较大的牵制作用，使苏联收敛了对斯大林的批判，但到了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时，又成为赫鲁晓夫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高潮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中苏关系而言，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在1958年夏天以前，非但没有对两国关系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反而使之更加紧密了；但在1958年夏天以后，中苏两党围绕“斯大林问题”的争论，却是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并逐步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在1958年夏天以前，对于澄清思想混乱、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在1958年夏天以后，中苏两党围绕“斯大林问题”的争论，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对中国来说，毛泽东评价斯大林，不仅给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带来了双重影响，而且还为后来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提供了范例和经验。第五部分着重分析了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特点及其历史局限性问题，是对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再评价。论文认为，毛泽东评价斯大林具有立场坚定、目的明确、态度慎重、方法科学、方式多样、注重时机、语言力求准确等特点；同时还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教条式的理解，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在评价斯大林时有强加于人和干涉别国内政之嫌，在为斯大林辩护时有些地方过了度并带有某些情绪化因素，致使观点不尽正确等历史局限性，这不利于吸取教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