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学是中国历史上一门专门的学问，除了研究器物本身之外，器物的图录也是这一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古代器物图录、叙录文献的研究，除了考古学和金石学有所旁及，至今尚未就古器和古器图录的文化形态做专门的研究，可以说还是一个空白的领域。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宋代古器物著录形成的文化背景及文献源流，在此方向做一点必要的探讨。古器物学兴盛于宋代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礼乐之学的复兴，儒家道统的重振，是古器物学兴起的一个深层根源。宋初为了扫除故弊，朝廷改制礼乐，促进了古器收藏著录之风的形成，至北宋徽宗朝，置议礼局，造宣和殿，向民间搜求古器，一时将此风推向鼎盛。北宋收藏著录古器的实质是在发掘和彰显历史文化。古器物学兴起的另一个根源，是宋代理学思潮的兴盛。理学的核心思想在于儒家的礼治。宋代儒家学者对礼法秩序都相当重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理学家，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有所阐发。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一方面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的儒家礼法思想，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疑古、疑经的倾向。宋学的这种怀疑之风，虽然造成了经学研究的空疏无物之弊，但是对器物学的产生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北宋学者研究器物学，多怀有一种考证经史的动机，可见其间深深受着宋学疑古思潮的影响。在外部条件方面，文人、学者和官员对古物的雅好是当时收藏风气的主导。他们对古代器物的重视，更多着眼于挖掘历史文化的目的。在他们的古器研究中，器物的作用被提到了“载道”的哲学高度，他们期望通过古器的收藏著录来发扬古意，将其传诸后世，其中渗透着一股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认为器物的著录正是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北宋民间搜求古器，是器物学兴盛的有力物质支持。当时民间多以发掘古器牟利，另外将得到的古器上献给官府，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奖赏。在这种求索上献古器的风尚之下，器物学的发展得到了积极的推进。北宋朝廷方面对古玩器物的好尚，为古器之学的繁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官方为重修礼乐而诏求天下古器，以及颁布了各种相关制度，使得朝野独钟古器，收藏之风由此为盛。有皇家宫廷的极力推崇，有官府文人的追随好尚，又有市井民间的趋之于利，风气既成，朝野尊尚，繁盛一时。北宋的古器研究，专家学者众多，著录成果丰硕。以欧阳修的《集古录》为宋代器物学专书的开端，其后吕大临、薛尚功、黄伯思、赵明诚、洪适等各有著述，一时蔚为大观。他们互相借鉴，前后传承，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已经比较详备，而所见古器图录、叙录文献的内容也相当全面丰富。宋代学者完成的十几种古器物著作，总体上可以分为叙录文献和图录文献两大类，而叙录文献所涉及的内容又比较广泛，包括录目、录文、考证等类型。这些著作，或编撰目录，或采辑铭文，或考证经史，或绘制图谱，不但在研究内容上有相当的进展，而且开创了全新的著录体裁。在诸多古器著录中，通过描摹图像来记载器形和其它信息的图录文献，尤为引人注目，代表了宋代古器研究的水平。其中包括吕大临著的《考古图》、王黼撰修的《重修宣和博古图》、官修的《宣和殿博古图》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著录。这些图录文献不仅是研究古器、古器图录、金石学的重要历史依据，并且对于研究古代艺术、宗教礼法、社会制度、经济形态等学问，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