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滞后是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体现,促进少数民族乡村发展和增加少数民族农民的福祉也是新时代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强调以农民为主体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因此,本研究立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即延边地区）,聚焦朝鲜族农民的生计方式,以探究延边朝鲜族农民生计方式变迁的基本特征、农民生计行为逻辑、农民可持续生计路径为主要研究目的,利用嵌入型理论、后乡土性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基于对朝鲜族乡村的田野调查,建立“逻辑-影响-路径”的分析框架,系统全面分析延边朝鲜族农民的生计方式变迁,并回应当下延边地区的乡村振兴实践。从延边朝鲜族农民生计方式变迁的历程和特征来看,延边朝鲜族农民的生计方式变迁体现了从依靠农业的传统生计方式,向生计方式多元化的变迁。改革开放是延边朝鲜族农民生计方式变迁的一个关键节点,改革开放前,朝鲜族农民通过移民后的土地开垦和解放后的集体化劳动从事农业生产来谋生;改革开放后,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实现了朝鲜族农民生计方式的多元化,家庭农业面向市场需求开展果蔬、经济作物等多种经营,以赴韩国务工为代表的外出务工逐渐成为主流,土地流转也越来越普遍,土地租金成为了留居乡村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朝鲜族的小农户经营逐渐转向农场经营,脱贫攻坚工作带来的乡村社会保障和产业扶持也为朝鲜族农民提供了生计支持。这一历程也体现出了延边朝鲜族农民生计方式变迁具有寻土、固土、离土的趋势特征,以及内源性与超前性的实践特征。从延边朝鲜族农民生计方式变迁中的行为逻辑看,朝鲜族农民的生计行为是嵌入在一定社会结构和关系中的理性经济行为。一方面,朝鲜族农民的生计行为受经济理性驱动,会从对高收入或稳定收入的需求出发,选择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生计方式,并根据家庭劳动力的能力和可能的收入回报,对家庭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理性分配。另一方面,朝鲜族农民的生计行为嵌入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受到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导向,并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作为正式制度的国家经济制度在改革中调整着资源配置机制,使延边朝鲜族农民在新的经济秩序和规则下从事生计行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族文化要素,通过价值观、道德伦理、文化认同影响着朝鲜族农民生计方式选择的主观意向;社会网络为延边朝鲜族农民的生计方式选择提供了社会资本,助推了朝鲜族农民的生计互助、外部资源汲取、稳定的土地收益与规模经营。从延边朝鲜族农民生计方式变迁的影响来看,延边朝鲜族农民的生计方式变迁直接影响到了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朝鲜族乡村社会也出现了大流动、空落化和群体分化等特征。延边朝鲜族农民的生计方式变迁也给朝鲜族乡村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成就:一是农民增收加快了乡村脱贫攻坚进程,生计方式多元化扩展了农民的收入渠道,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显著高于贫困标准;二是民族文化旅游增强了乡村经济活力,留乡和返乡的朝鲜族农民不断挖掘乡村文化内核,将朝鲜族传统文化与商业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路径,为萧条的朝鲜族乡村增添了新的经济活力;三是乡村“三治融合”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农民的离乡谋生削弱了乡村治理力量,随着政府力量向乡村补充,与乡村的自治体系和礼俗秩序相结合,形成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机制,对于形塑后乡土社会的乡村秩序,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视,延边朝鲜族农民生计方式变迁也给朝鲜族乡村带来了医疗和养老服务供给压力加大、人力资源不足、内生发展秩序缺乏等问题。延边朝鲜族农民的可持续生计是以农民为主体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方面要提升留居乡村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要让农民生计改善的方式立足于乡村空间,实现“以村富民”。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五项生计资本,一是要协调自然资本,因地制宜发展多元特色生态农业;二是要积累人力资本,提升乡村人力资源供给水平;三是要充实金融资本,强化乡村产业发展的资金保障;四是要完善物质资本,面向新业态健全乡村基础设施;五是要依托社会资本,激活乡村社会结构性力量。从而,实现延边朝鲜族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与朝鲜族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有机结合,以乡村全面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生活质量提升,提高农民的经济参与能力,不断增强延边朝鲜族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