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爆发使野生动物再一次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为回应严厉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加大野生动物保护的现实需求,《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以下简称“危害陆生野生动物罪”）。这径直带来的问题是,新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该如何确定?对此,有必要结合近年来关于生态法益的相关探讨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从危害陆生野生动物罪的立法背景入手,结合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的规范发展,说明我国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侧重点逐渐从野生动物的财产属性转移到生态属性。接着论述研究本罪法益的意义。第二部分介绍并分析当前关于生态法益的几种法益观,依次说明在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与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下尚且不能合理得出危害陆生野生动物罪的法益,需要在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的基础上结合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特殊性来进一步阐释。第三部分基于前述理论学说,具体展开野生动物刑法保护中的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结合野生动物刑法保护法益的特殊性以及人与动物关系趋于缓和的时代背景,论述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在野生动物刑法保护中的具体内涵,是一种源于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强调野生动物的固有价值是与人类利益对立统一的存在,依赖人类道义责任的履行来实现对野生动物固有价值维护的法益观。并以此解读危害陆生野生动物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和刑罚配置,引出设立新罪的出发点在于规范野生动物的利用,确定并证成危害陆生野生动物罪的保护法益内容为陆生野生动物之最低限度福利。第四部分重点论述新罪法益保护机制的不足与完善。现下危害陆生野生动物罪的法益保护机制尚且存在行政前置法野生动物概念模糊、制度供给不足;后置法刑罚配置单一、生态修复制度缺乏适用依据等问题。对此,行政前置法应当修改野生动物的相关定义,扩大野生动物法律保护范围,完善禁止食用和交易野生动物的行政法规制;在刑法方面,可考虑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中引入资格刑,以及完善生态修复制度的刑法规范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