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且长足的发展,但发展中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为使当下的发展更好地适应新时代要求,并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宏观政策改革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其不仅影响着宏观经济发展,还影响着家庭决策和微观个体福利。在诸多可能的影响中,以教育为主要特征的微观福利获得既关乎我国下一辈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未来发展,又与我国未来劳动力技能的输出及其结构分布密切相关。显然,这对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大多探讨了宏观政策改革背景下的宏观政策效应,鲜有研究评估宏观政策改革产生的教育微观福利。本文围绕着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教育微观福利这一重要的教育经济学概念展开,研究我国宏观政策改革背景下的子女教育微观福利。本文先在梳理和归纳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家庭教育决策的理论模型,从理论角度讨论不同宏观政策冲击下的子女教育微观福利变动情况,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奠定坚实的数理基础。之后,本文选取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和异地中考政策三种以教育弱势家庭作为目标群体的宏观政策改革,探究这三种宏观政策改革背景下的子女教育微观福利变动。特别地,考虑到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农村税费改革是通过作用于家庭经济资本（即家庭收入）而影响子女教育微观福利,因而在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的分析中还引入了家庭资本等相关研究。具体来看,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归纳如下:第一,构建家庭教育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即在家庭教育决策的理论框架下构建基准的家庭效用函数模型,并将其拓展为多子女家庭模型、世代交叠模型和多子女家庭的世代交叠模型,还将基准、拓展的理论模型与外生宏观政策冲击相结合,分析不同宏观政策改革背景下的子女教育微观福利变动。第二,进行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家庭资本与子女教育微观福利研究。具体地,本文将外生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作为家庭经济资本（即家庭收入）的工具变量、将村（镇）教育指数作为家庭文化资本（即父母教育背景）的工具变量,从家庭资本各维度出发,利用DID与IV相结合的估计方法去探究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的家庭资本各维度对子女教育机会和教育成就的影响效应。此外,本章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异质性分析、稳健性讨论及可能的潜在路径分析。第三,进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下的农村子女教育微观福利研究。具体地,本文采用DID和RPJK的估计方法,前者探究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对农村子女的教育结果（即教育机会、教育成就）、教育非市场收益（即健康、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等教育微观福利的因果影响,后者则探究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背景下农村子女教育水平对其教育非市场收益的因果影响。此外,还进行异质性和稳健性讨论、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在多子女家庭中的溢出效应分析、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与家庭文化资本的交互效应分析。第四,进行异地中考政策、劳动力迁移与其子女教育微观福利研究。具体地,本文按照异地中考政策的改革力度（即异地中考门槛高低）将样本划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利用DID方法评估异地中考政策改革力度对流动劳动力子女教育机会的因果效应,并进行稳健性讨论和机制分析。进一步,本文利用人力资本理论中的QQ理论讨论异地中考政策背景下多子女家庭中子女数量与教育机会的关系,并探究异地中考政策改革力度对二孩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此外,还对异地中考政策背景下留守子女和随迁子女、城镇-城镇迁移家庭子女与农村-城镇迁移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差距进行B-O分解和JMP分解分析。相应地,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归纳如下:第一,教育的结果变量中,不论是教育机会还是教育成就,家庭资本各维度对子女教育影响的方向基本一致,但在影响效用上后者要大于前者;以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作为工具变量的家庭经济资本和以村（镇）教育指数作为工具变量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效用远高于以父母是否有干部身份表征的家庭政治资本和以父母的职业声望表征的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效用,这与第3章理论一致。此外,是否与祖辈共同居住、祖辈是否需要被照料及其交互作用可能是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微观福利影响的潜在路径。第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在子女教育收益上,既有利于高中学业的完成,也有利于个体更高教育成就的获得;在教育的非市场收益上,既会显著地促进个体更高健康水平的获得,也会显著提高个体的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同时,在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背景下,农村子女教育水平提高也有益于其未来的健康、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等教育非市场收益的获得。其中,我国农村家庭中母亲尤其是相对低学历的母亲对其子女教育非市场收益的各方面影响更具优势。此外,受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惠及的子女会挤占同家庭中未受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惠及的兄弟姐妹的教育资源。第三,不论是在入学率上还是在教育质量上,异地中考政策门槛较低地区的流动劳动力子女的优势明显,与第3章的理论一致。在机制探究部分,首先,异地中考政策中确实存在“洼地效应”,即异地中考政策通过促进流动劳动力流入异地中考“门槛”较低地区来提高其子女教育机会的获得。其次,异地中考门槛较高地区的流动劳动力更可能选择合法稳定的工作,以达到该地区异地中考的要求;但异地中考政策的改革力度对流动劳动力月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却显著地增加其工作时长。再次,异地中考门槛较低地区的循环移民家庭更倾向改变子女的留守状态,以增加其子女教育机会的获得。最后,异地中考门槛较高地区的流动劳动力短期回迁意愿越强。在扩展部分,不论子女状态、子女性别和迁移类别,都满足QQ理论;异地中考政策改革力度越大,多子女循环移民家庭中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就越平等,也越有利于子女同时在学。此外,在异地中考政策背景下,留守子女、城镇-城镇迁移家庭的子女在教育机会上具有一定优势,且其组内的不平等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一、研究视角的创新。（1）论文的第4章中,研究的重点是家庭资本的各维度而非单一维度对子女教育微观福利的作用;本文不仅基于“同时期效应”假设即以教育成就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分析,还基于“滞后期效应”假设即以教育机会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分析,这为理解家庭子女教育决策提供了新的角度。本文还利用农村税费改革的外生冲击来识别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微观福利的影响效应,这在教育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中亦是一个有益尝试。（2）论文的第5章中,在教育结果的基础上,加入教育非市场收益研究,拓宽了教育微观福利的研究维度。（3）论文的第6章中,以流动劳动力子女作为研究主体,既有随迁子女又有留守子女,拓宽了研究群体。在检验异地中考改革力度对流动劳动力子女教育机会的潜在影响路径时,在考虑流动劳动力角度的基础上,还加入子女角度下的可能作用路径,丰富了现有的路径研究。此外,本文细化流动劳动力子女和家庭迁移的类别,并对异地中考政策背景下各类子女在教育机会上的差距进行探索性研究。二、理论模型的创新。本文基于家庭教育决策理论框架构建了基准家庭效用函数模型,联系实际并放松基准假设,对家庭教育决策的基准模型进行拓展创新,从理论上分析外生宏观政策改革背景下的子女的教育微观福利变动,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理基础。其中,本文在世代交叠模型、多子女的世代交叠模型中,讨论了宏观政策改革背景下子女非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机会（即初升高）临界变动,并在理论上对比分析不同迁移类型、随迁与否等在子女教育微观福利上的差距。三、实证方法的创新。（1）论文的第5章中,采用非参数的RPJK方法评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背景下的农村子女教育水平对其教育非市场收益的因果效应,丰富了现有的研究方法。在采用参数的DID方法评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对子女教育微观福利的因果影响时,考虑到“两免一补”政策对其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尝试将“两免一补”政策时期作为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宣告期,以改进DID模型进行分析。（2）论文的第6章中,由于异地中考政策会影响子女随迁而使子女是否随迁的估计系数发生偏移,本文将B-O分解、JMP分解与2SLS方法结合,解决变量内生性造成的估计偏误,从而得到新的回归分解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