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取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个概念,也是青年马克思思想中具有鲜明个性的标识性观点。它极富思辨的色彩,保留着历史目的论的踪迹,却也包含有对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事实依据;它根植于人性维度的资本主义批判,但也不乏有对扬弃私有财产运动的共产主义理论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在统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有机整体中进行论证的,展示的是马克思思想作为“一整块钢”的最初蓝图。实际上,作为马克思思想阵痛期和分娩期的结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料与新质犬牙交错的烙印,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起点上夹缝求生的同时,也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一方面,这是马克思在解码“宗教之谜”“国家之谜”之后,力图在市民社会的解剖中揭秘“历史之谜”的尝试,推动着他步步深入地转向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在异化劳动的研究中说明了人存在的非存在根源。另一方面,这成为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前夜”。他以悬设的“类本质”为出发点,综列了私有制条件下六对矛盾与斗争的总论纲,并以一种“自上而下”的理想性和总体性方式,说明了现实的人和社会的状况,初步把人类历史归结为人自我异化与扬弃的辩证运动过程,从而赋予了辩证法以现实的生命感。诚然,这在批判的方法论水平上,没有摆脱人本主义异化观的局限,在理论上也有循环论证的嫌疑,但正是遇到问题的困难,推促着马克思继续寻找新的解决方式。此后,他沿着“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向,从“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然存在出发,发掘并发扬了唯物主义传统,将辩证法与唯物论内在地综合起来,从而为真正合理地说明人类历史与人的本质建立起了新的理论出发点,即实践。那么,“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该作何理解?“完成了的”又该作何种解释?我们知道,“完成了人道主义”丝毫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飞来峰”,而是在综合以往人道主义思想成果以及特定时代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独创性学说。19世纪是人道主义狂飙突进的世纪,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横扫封建堡垒,野心勃勃想要称霸世界的思想反映,因而在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都有嵌入和渗进:德国古典哲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探讨,但囿于阶级的立场、认知的局限,最后都崩溃流产了。这些思想的质料,为马克思的吸收借鉴提供了可能,但现实才是最根本的力量。不仅“维多利亚时代”以其自身的矛盾,迫使马克思对人的生存的悲惨境遇表示关注,对“时代之问”的谜题作出解答;而且他本人思想的发展轨迹,从启蒙主义滥觞到浪漫主义遗存、从意识哲学激荡到政治批判过渡,都使其能够立足于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双重蜕变的高地,以全新的视野来看待人道主义问题。而《手稿》中“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正是应运这样的时代思想背景和个人成长历程而面世的。既然“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对人生存境况的深层关注和终极眷注,那么它首先是对人类解放的诉求。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经对宗教解放虚伪性和政治解放片面性作了揭示。宗教解放虽然将上帝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使人摆脱了对神的膜拜,但它存在的世俗精神依然根深蒂固;政治解放完成政教分离的使命,使国家获得了独立外观、公民享有了平等权利,但在尘世中随处可见的是不平等和不自由。这两种解放的不彻底,归根而言,是市民社会既成为了宗教“最后的避难所”,又成为了利益斗争的“角力场”的缘故。因此,社会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中介和环节,而实现社会解放的关键是要解决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找到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在扬弃费尔巴哈的“类”和施蒂纳“唯一者”的基础上,马克思亮明了“个体是社会存在物”的观点,贯通了个体与类对立的局面,从个体的社会性之维找到了联合斗争的可能。进一步地,在对国民经济学的分析中,马克思揭露了其诸多二律背反的局限性,从深层经济根源上为无产阶级的贫困作了论证,从而切准了无产者反抗有产者斗争的要害,为社会解放找到了主体承担者。社会解放在人本主义的马克思视域下,是一种异化扬弃、非异化回复的理想,着力解决的是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因此,“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对本质异化的扬弃。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但劳动有对象化和异化之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是异化的,因为人劳动对象化的结果、过程都不是人本质力量的确证,反而是人存在的非存在证明;不是被劳动者本身所占有,反而属于站在劳动之外的非劳动者。这是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也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表象深入到私有财产剖析的逻辑起点。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指认中,马克思揭示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发现了二者相互作用的关联,强调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但这并不是“非异化——异化——非异化”的循环往复,而是在否定之否定后的跃迁与升华,消除的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作为一种本质灾难横行人道的关系,回复的是真正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人道主义的完成,也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幻想,而是在完全自觉地继承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完成的。这与马克思共产主义观中将其视为一种客观历史运动是不无关系的。在马克思之前,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粉墨登场。对此,马克思分别作出了批判性考察。在《手稿》中,他将共产主义作为历史之谜的自觉和解答,认为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条件下的六对矛盾,才能实现人本身的感性解放;并且这种解放是共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运动的漫长历史过程,而它所指向的结果,绝不是要返回到非自然的贫困状态中去,而是在继承了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一切力量的基础上,继续人的本质力量的创造。不可否认,这还是哲学共产主义的方式,是基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的批判程式,与唯物史观创立后的科学共产主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显示出了“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蕴含的非科学成分。抛开科学性苛责,以价值观的引领意义来看待这一概念的话,其昭示的美好愿景依然是我们时至今日尚未实现,却仍在孜孜以求的目标。如果对其作出大胆的历史唯物主义预测,那么它的实现不但不会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结,反而表明人的发展超越了“物的依赖”和“人的依赖”的双重限制,获得了更加完满的生存状态。人,将会在新的起点上开启人真正作为人的历史的新征程;一个更加值得期许的未来,也正显阔出广袤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