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政治史上,还是在文学史上,张九龄都是唐代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文坛上的地位首先取决于其政治地位。虽然不是全力作诗的文学家,但是张九龄的诗歌造诣却很高。随着宦海沉浮、个人的得失成败,诗人抒写了内心的诸多感触,反映出特定时代的文人士大夫的情绪,具有一定代表性。作为宰相诗人,张九龄凭借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文学威望,以思深力遒的创作实践,引领诗坛走向了盛唐,成为盛唐文学的一位开路人。其文学主张和文艺理论为盛唐文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张九龄人生经历、文学思想及艺术风格的分析,结合初盛唐世风、士风、诗风的演变来认识张九龄及其文艺主张;通过对其创作主张及诗文的分析,勾勒出其审美风范及其指导意义。一、唐代宰相诗人辈出的主要原因。唐代文学创作的政治环境,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最好的。其诗歌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作者之众,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一时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文学的发展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这种密不可分和不可脱离不仅表现为文学的题材、文学的内容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家生活在政治现实中也总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同时也表现在政治家的开明、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否,这都决定着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状况。宰相也是一种政治与权力的象征,他们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社会地位。在唐人中,武将、士卒、走贩均有能诗者,作为通过“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而走上政坛顶端的宰相则更不用说了。二、宰相诗人张九龄的文学风格。在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联系的唐朝,要考察唐诗的发展,就不能忽略了在唐诗的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宰相诗人这一群体,文学上的成就,加之显赫的地位,使得这些宰相诗人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们对文学的倡导和建设,有一点是同时代的人无法比拟的,这就是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政治地位是其对文学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而且对凝聚文人具有特别的魅力和威信,在其主持下,较其他士族也更容易形成更具影响力的诗派、诗风,从而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文艺理论。张九龄无疑是其中最为典型者之一。在他的文学中,较好的融合了其作为宰相的政治主张的诉求和作为诗人的文学主张,使之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质。张九龄的文学创作,分为诗歌创作和文章创作两部分。通过对其山水纪行诗、酬唱寄送诗、奉和应制诗、感遇咏怀诗等诗歌创作的综合考察,可以反映初盛唐诗歌转变的轨迹以及盛唐诗歌的精神面貌。山水纪行诗风格清新自然,开清淡一派,引领了盛唐山水诗人创作的审美情趣。酬唱寄送诗是其吐露心曲,袒露情感的工具,是诗人灵魂的写照和独白。奉和应制诗作歌颂太平盛世和皇室功德,是当时政治生活的记录,留下开元之治的影子,有明显地政治化倾向,对盛唐文人精神面貌的改变有直接的激励作用。感遇咏怀诗体现了风骚传统及建安风骨,表现出诗人的高尚情操和政治抱负,对扭转齐梁以来的浮艳文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陈子昂比较,其审美趋向呈现了由初唐之“正”到盛唐之“醇”的转变。张九龄的文章广泛而深入地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各个重大方面,在“燕、许”的基础上,大大加速了唐代文章骈散结合的过程。三、引领审美理想的领袖风范。张九龄在“文吏之争”中,以其以文举人的选才标准,使得大批文士进入政坛,促进了开元文坛的繁荣;“九龄风度”的文化内涵。以儒为主,儒道互补,全身持性与兼及天下兼容互补,构成张九龄文化价值取向的一体两面,使他能灵活面对人生的进退和穷达,形成随缘自适守正中和的文化心态和温文尔雅的“九龄风度”,这种价值取向及美学追求直接影响了盛唐文人的审美理想和诗歌创作。在诗歌发展史上,张九龄主要继承了屈骚的托物言志抒情的审美传统。张九龄在审美创作实践中正是表现了风雅美学特征:温文尔雅、怨而不怒;内含蕴藉,别有所托,其审美特征正是兴寄一路。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开辟了唐诗美学的兴寄之路,以其审美创作实践显示其地位;张九龄则是承传并有所发展、突破。后李白有《古风》五十九首,在这条风雅之路上进一步前进,并有很多拓展和突破,因此,张九龄便成为唐诗风雅学之路上陈子昂与李白之间的“中介”。同时,作为开元年间政坛和文坛的“双重领袖”,张九龄被唐玄宗激赏为“文场元帅”。他以朝廷大臣的身份进行探索,加速了当时士风和诗风的转变,对盛唐文学的走向起到功不可没的直接推动作用。他对繁荣唐诗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他的创作实践,还在于他得以利用自己声望和地位推行文学化育天下的理想,在他以宰辅重臣的地位主持文坛的数十年间,标举了一种弘远阔大的审美境界,并直接奖掖了许多青年诗人,为盛唐文学的繁荣做出了奠基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