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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1.在天津慢性低水平系统性炎症队列的基础上,抽取天津人群主要膳食模式。探讨天津人群主要膳食模式与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的关联,并探讨此关联中肥胖和炎症水平所起的作用,为从肥胖和炎症的角度构建NAFLD防治膳食提供思路。2.在天津慢性低水平系统性炎症队列的基础上,在天津人群中抽取包含NAFLD危险因子信息的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探讨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与NAFLD的关联,并探讨此关联中肥胖和炎症水平所起的作用,为从肥胖和炎症角度构建NAFLD防治膳食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3.结合天津人群主要膳食模式与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特征,构建NAFLD防治膳食。并建立一种在不同人群中针对NAFLD防治膳食的健康膳食模式得分构建方法。方法1.膳食数据采用食物频率问卷法收集,病例和对照采用倾向值匹配法进行匹配。2.天津人群主要膳食模式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anatory factor analysis,EFA)抽取,天津人群主要膳食模式与NAFLD间关联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3.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采用降秩回归(reduced rank regression,RRR)提取,原因变量设置为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和白细胞计数(Leukocyte count,LC)。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与NAFLD间关联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4.简化健康膳食模式得分基于天津人群主要膳食模式和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的特征利用简化膳食模式得分法构建。简化膳食模式得分与NAFLD间关联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1.天津人群主要膳食模式与NAFLD1.1.倾向值匹配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在13468名参与者中匹配出2400例NAFLD患者和2400例对照。1.2.天津人群主要膳食模式对4800名参与者膳食数据进行EFA分析并经过极大方差旋转后。共抽取出3种主要膳食模式:甜食及水果膳食模式,健康膳食模式和动物性食物膳食模式。这3种主要膳食模式对膳食数据方差总贡献为22.8%。1.3.甜食及水果膳食模式与NAFLD关联调整BMI和LC前甜食及水果膳食模式与NAFLD患病率呈正相关,与摄入该膳食模式第1分位人群相比,第2、3、4分位人群患NAFLD的OR值(95%CI)分别为:1.10(0.94,1.29),1.07(0.91,1.26),1.28(1.09,1.51)(趋势性P<0.01)。调整BMI和LC后关联不再有统计学意义,与摄入该膳食模式第1分位人群相比,第 2、3、4 分位人群患 NAFLD 的 OR 值(95%CI)分别为:1.08(0.87,1.35),1.19(0.95,1.49),1.25(0.99,1.57)(趋势性 P=0.05)。1.4.健康膳食模式与NAFLD关联调整BMI和LC前甜食及水果膳食模式与NAFLD患病率呈负相关,与摄入该膳食模式第1分位人群相比,第2、3、4分位人群患NAFLD的OR值(95%CI)分别为:0.95(0.80,1.11),0.84(0.72,0.99),0.78(0.66,0.91)(趋势性 P<0.001)。调整BMI和LC后,统计学显著性消失,与摄入该膳食模式第1分位人群相比,第 2、3、4 分位人群患 NAFLD 的 OR 值(95%CI)分别为:0.91(0.72,1.13),0.89(0.71,1.10),0.80(0.65,1.01)(趋势性P=0.06)。1.5.动物性食物膳食模式与NAFLD关联调整BMI和LC前动物性食物膳食模式与NAFLD患病率呈正相关,与摄入该膳食模式第1分位人群相比,第2、3、4分位人群患NAFLD的OR值(95%CI)分别为:1.07(0.91,1.26),1.22(1.03,1.44),1.30(1.10,1.54)(趋势性 P<0.001)。增加调整BMI和LC后,该关联减弱,与摄入该膳食模式第1分位人群相比,第 2、3、4 分位人群患 NAFLD 的 OR 值(95%CI)分别为:1.12(0.90,1.40),1.14(0.90,1.43),1.27(1.01,1.59)(趋势性P=0.05)。2.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与NAFLD2.1.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在4800名参与者中采用RRR抽取出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该膳食模式特征为摄入碳酸饮料、冰淇淋、茶及肉类,低摄入粗粮、蔬菜及奶制品。2.2.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与NAFLD关联调整BMI和LC前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与NAFLD患病率呈正相关,与摄入该膳食模式最低的第1分位人群相比,摄入该膳食模式的第2、3、4分位人群患 NAFLD 的 OR 值(95%CI)依次为:1.18(1.01,1.39),1.46(1.24,1.72),2.01(1.70,2.34)(趋势性P<0.001)。调整BMI和LC后关联减弱,与摄入该膳食模式最低的第1分位人群相比,摄入该膳食模式的第2、3、4分位人群患NAFLD的OR值(95%CI)依次为:0.94(0.76,1.17),1.12(0.90,1.39),1.39(1.09,1.74)(趋势性P<0.01)。3.简化健康膳食模式得分与NAFLD3.1.简化健康膳食模式得分简化健康膳食模式由26项权重为1的食物项和11项权重为-1的食物项的加权后标准化摄入量之和计算。该得分与天津人群健康膳食模式正相关,与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负相关。3.2.简化健康膳食模式得分与NAFLD调整BMI和LC前简化健康膳食模式得分与NAFLD患病率呈负相关,与该膳食模式得分最低的第1分位人群相比,该膳食模式得分的第2、3、4分位人群患 NAFLD 的 OR 值(95%CI)依次为:0.83(0.71,0.98),0.79(0.67,0.93),0.68(0.58,0.80)(趋势性P<0.001)。调整BMI和LC后关联减弱,与该膳食模式得分最低的第1分位人群相比,该膳食模式得分的第2、3、4分位人群患NAFLD的OR 值(95%CI)依次为:0.79(0.64,0.99),0.81(0.65,0.99),0.77(0.62,0.95)(趋势性P=0.03)。结论1.甜食及水果膳模式与NAFLD患病率呈正相关;健康膳食模式与NAFLD患病率呈负相关;动物性食物膳食模式与NAFLD患病率呈正相关。以上关联均在不同程度上通过肥胖和/或炎症水平介导。2.通过RRR抽取的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高摄入碳酸饮料、冰淇淋、茶及肉类,低摄入粗粮、蔬菜及奶制品。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与NAFLD患病率呈正相关,其关联主要通过肥胖及炎症途径介导。3.通过综合在研究人群中利用EFA抽取出的健康膳食模式和利用RRR抽取出的肥胖及炎症膳食模式的特点构建出简化健康膳食模式得分。简化健康膳食模式得分与NAFLD呈负相关,该得分构建方法可以在其他人群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