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努力寻找一条能够带领人民和国家走向富强之路的政治法律模式。而杨度（1875—1931）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杨度早年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拜国学大师王闿运为师，而后又留学日本接触了西方宪政理论。从早年比较激进思想，到后来的坚持君主立宪思想，再到最后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正是处在“千年之大变局”中的知识分子在救亡与启蒙、传统和现代中摸索救国真理道路的真实写照。杨度宪政思想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的君主立宪思想和法治精神，提出了兼具中西文化特色的“金铁主义说”和“君宪救国论”，他的君主立宪思想形成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法治、宪政等概念及其精神的理解。本文尝试着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即清末立宪时，杨度为什么选择君主立宪改革而没有选择激进的革命？辛亥革命后，杨度为什么接受民主共和制度而没有坚持君主立宪制？洪宪帝制中，杨度为什么重新提出君宪救国论？而在对这三个问题的追问、思索和考察的过程中，我们似乎能对杨度的宪政思想有一个更加清晰、全面和理性的认识，也能对西方的政治模式移植到中国的实践过程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纵观杨度一生所持的宪政思想和他进行的宪政实践，我们发现杨度的宪政思想当中存在着两个十分重要的转向。第一个转向是从积极推动清末君主立宪到辛亥之后的接受民主共和。第二个转向是由辛亥之后接受民主共和，再到重新主张君主立宪制。杨度每一次的政治转向都与他对中国局势的担忧和他肩负的救亡的使命有很大关系。或许是由于当时时代所要求，救亡的热情压过了启蒙的理性。从而造成了这些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和精神被压抑的结局。而现在我们有理由坚定蕴含在杨度宪政理论之中的自由、平等、人格之独立精神的思想的启蒙意义，并且努力使这些曾经因为时代的原因而被压抑的思想启蒙之火花在中国法治进程中得以重新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