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当今社会进入了迅猛发展的阶段,就像狄更斯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用来概述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的世界时所用的一句话。今天,我们同样生活一个矛盾的社会之中。人们在享受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承受着社会所带来的风险,当今社会的风险性加剧,潜在的各种危险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安全。近年来,各种安全问题频频发生,例如:杭州“飙车”案件、碰瓷案件、三鹿奶粉案件及醉酒驾车案件等,此类案件的发生无时不刻不在提醒着人们现代风险社会的不安全性。然而,我国的法律尚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为了给予犯罪分子相应的严厉惩罚从而达到预防此类案件发生的目的,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常常把此类不能明确由刑法所规制的犯罪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这就等同于将该罪进行了扩大化解释,使得其逐渐成为了“口袋罪”。本文本着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探究,并通过具体案件的研究来界定其内涵与外延,也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完善措施,希望能为司法实践提供一点理论基础,防止实践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