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和地区，“时间”已经打上了工业时代的标签。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活动中，时间的精确计算和控制成为了常态，它的价值或者说重要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可以说，在时间的社会表现形态和观念认知方面，已经大大地区别于传统时代，真正地“现代化”了。那么，“时间”从传统向现代的这种过渡，究竟是如何展开的？今天常感受到的那种绷紧了弦似的时间感，那种对行动细致而周到的日程表式的规划，以及司空见惯的工作休闲交替进行的生活模式，这一切与时间相关的感觉、常识和生活形态，是依托于什么样具体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变革，又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中国的“近代”——晚清民国时期，经由繁琐、细碎的史料对社会生活的变迁进行方方面面的透视，才能揭示和还原时间近代化的最初历史样态。其实，“时间”作为一个亘古亘今的自然存在，它本身谈不上有什么变化，所谓“时间”的近代变革，乃是指它的具体社会化形态和观念形态而言。在本文中，作者将它概括为“时间制度”和“时间观念”两方面的内容。目前，在中国史学界，对这两方面内容系统全面的历史概述和分析，尚未出现，似乎也未引起足够充分的重视。因此，本文尝试着对这一未被正面处理的问题做出回答，主要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将时间观念的变迁与制度、社会等诸因素有机结合，从技术、生产方式等物质层面以及历史观等思想层面的变革入手，立体地呈现因此而引起的各种“时间”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　　晚清民国时期时间制度与时间观念的变革，广泛涉及到了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演变，是一个内容宽泛但又联系微妙、变化细腻却又不乏思想深度的问题。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和回答了这一问题。　　第一，探讨了历法近代变革的具体历史过程，并揭示了这一变革的社会影响和思想意义。作为国家所制定的最基本的时间制度，历法规定和制约着社会时间的基本节奏。晚清时期传统历法和纪年的权威地位开始有所动摇，敏感的知识分子最先对此作出反应并推动了它的变革。民国之后，新的民族国家政权从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和建立政治认同的角度，展开了大规模的新历法推广运动。历法体系在晚清至民国的变迁，因应了社会近代化的内在需求，对财政、法律、教育、商业等各社会领域的运行，对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影响。它既与当时的政治变动相关，本身也反映出了近代时间制度设计力求简便的现代性趋势。　　第二，力图呈现时间社会化的多元面相，揭示在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机械力量的发展、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现代集体性社会组织的出现，是如何多方位地改变传统的时间感受、时间管理方式和时间价值认知的。其中，钟表和现代交通、通讯的发展，集中地体现了机械技术在时间计量、时间管理方面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力，它们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精确化计时和控时;工厂和学校作为受严格时间制度控制的现代社会组织，前者体现了工业化生产形式下时间与工作纪律、劳动精神和报酬获得之间的复杂关系，后者则反映出现代学校时间管理的严密和科学化特征，它们最能代表工业化时代时间被严格计算和管理的特点。而且，今天对人们日常生活节奏影响最深的星期制度，正是在学校、工厂和机关等现代集体组织里流行开来的;上海城市生活动态的描摹则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还原了技术、生活、生产、人等种种与现代“时间”形态相关的因素不可分割、相互融合的历史形态，从一个动态浑成的立体层面再现了近代化进程中城市生活的新时间节奏，揭示了时间建制与时间观念二者之间是如何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的方式存在着的。　　第三，如果说，时间的社会化形态呈现的是时间为社会生活所主宰的被动情形，而对时间价值的诠释和对时间本质的思考，则反映了特定时代人们对于“时间”问题的主动态式的理性认知，它构成时间观念的深层内容。晚清民国时期，精英对时间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及时间本身，都做出了新的理解和阐释，因此，这方面的内容，自然成为了本文的另外一个讨论重点。就时间价值的近代认知而言，它经历了一个从重“质”到重“量”的过程，体现出鲜明的功利性演变趋势:古代关于时间价值的考量主要是从修身养性等个人成长层面加以展开的，而在近代，时间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被突出出来，精英得以从强盛民族国家和实现工业化的视角鼓吹“效率崇拜”，实现对时间功利性价值的认知建构。另一方面，揭示近代知识精英在哲学时间和历史时间认识上的变化，也是本文“近代时间观念”部分所要探讨的重要内容。在哲学时间观方面，民国时期国内哲学界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一改传统哲学不重视“时间”探讨的学术习惯，引入了一套西方的时间哲学概念范畴和分析形式，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其哲学本体地位。在历史时间观方面，笔者试图努力描摹的乃是由历史观的变革而引起的一种新异的时代精神或者说时代感觉，它包含着对“现代”的自我标榜、对落后于时代的恐惧以及对“新与旧”的绝对价值理解等重要特征。这种时代精神的核心，总体上可以概括对当下正处于“新时代”的自觉和强烈的情感体验，而这又是以在思想上将现代与传统、新与旧对立起来为前提的。　　具体而言，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也就是导论部分，除了对本文的研究意义做出陈述，对目前研究现状做出总结和对文章布局有所说明外，还对整个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历史概述，突出了论文各章节之间的彼此关联。其中，第二章、第三章主要聚焦于清末民国的历法、纪年制度的变革。第二章讨论了晚清时期西方时间制度传入和国人接纳、反应的历史概况;第三章除了对民国改历的历史过程进行概述外，还着重揭示了历法社会、政治性功能的转变。第四章以计时器和近代交通、通讯的变革为例，分别说明钟表计时的社会化过程，以及新式交通如何与钟表作用相结合推进社会精确控时。第五章以工厂和学校为中心，揭示以时间的精确计算和合理分配为核心的新时间纪律是如何在现代集体组织中推广的。第六章以上海为个案，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全景式呈现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近代城市的新时间节奏。第七章，通过对延年会和民国时期两本谈时间的小册子的分析，揭示精英如何在民族危机感驱使下和对工业化理想的追逐中，完成对时间功利性价值的认知转变。第八章则回到“时间”本身，既讨论了民国时期哲学时间观的转变及其基本特点，又从进步史观的角度揭示了一种新异的“现代”认知和感觉得以形成的部分思想缘由，并尝试着对现代知识分子生死观转变的现代性特点进行初步把握。通过这样的章节安排，本文试图完成对时间问题的不同层次的立体考察，较为完整系统描绘近代中国时间变革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