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网络和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也随之而来,甚至有的行为人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进而实施诈骗等犯罪行为,有的组织或团伙采取非法或犯罪手段大量搜集公民个人信息并运用相关技术加以分析,力求牟取最大利益等,这些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加之网络具有隐蔽性强和覆盖面广之特点,使得公民信息泄露现象愈演愈烈。因此,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1979年《刑法》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未有明确规制,1997年《刑法》及之后的《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2017年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公布了一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有效地增强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无法满足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规定不完整;“非法获取”行为的规定存在局限性;《解释》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单一,无法进行综合评价;司法实践中罪名适用不统一,量刑不均衡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刑事立法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不能适应网络时代司法实践的需要;行为内容界定不明确,导致有时无法准确判断通过网络或利用网络技术获取个人信息的新型手段的行为性质,从而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刑法保护的具体法益不明确,导致有的公民个人信息性质无法准确认定从而影响行为人实施行为的认定,进而影响定罪量刑;刑事立法者观念的影响等。基于以上问题和原因,立法者在完善、修订相关法律规定时应当秉持积极立法观,立足于当下对未来进行理性预判,同时不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和效益原则,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网络和社会发展要求。其次,应当在明确刑法所保护具体法益的基础上,细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对已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行为方式进行列举;完善“非法获取”行为的认定,通过“知情-同意”的弱同意模式界定“非法”的含义;构建灵活的“情节严重”评判规则,融入综合评价要素,以应对新情况的出现;正确处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等罪名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调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定刑,保持量刑的均衡,助力实践中“同案同判”目标的实现。同时,有必要充分发挥刑法的补充作用,构建完善的公民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完善公民个人信息前置法律保护,建立长效的“知情-同意”制度,提高法律适用的实效性。通过这些措施,以预防和控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