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标记是著名文体学家利奇(Geoffrey N. Leech)在他的《小说文体论：英语小说的语言学入门》(1981)中就如何具体进行文体分析时提出一个重要概念，这概念的出现及对其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引发了对文学文体学、翻译学和符号标记学这三者结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思考。文学文体学，这是一种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文学批评，是运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学文本的一种途径。这种独特的途径通过描写和分析作者选择的语言成分及其产生的特定文体效果来挖掘文本的美学价值，于是，文体学被喻为连接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桥梁，这种杂交的学科特点令它在另一门交叉学科里也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文学翻译。文体学的研究就是把文学的感性认识与语言学的理性分析结合起来，而翻译中所追求的“信、达、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要求译者在语言的相通性基础上使得目的语读者拥有与原语读者等同的审美体验。文学翻译里追求最终的“雅”的美学价值，即意境在目的语读者的对等实现，这是比较抽象且较难把握的，但作为具体译者面对具体的文本时，至少在操作性的层面，最基本也是最能控制的还是语言形式这个层次。文体学和翻译都存在着客观与主观交叉的影子，所以两者有结合的可能性。文体学和翻译也有结合的必要性，因为文学翻译存在着欺骗性的对等，其中的原因除了译者的语言功力不够外，也有他对文体学在翻译里应用的意识不够。为了更好地将原作的精髓传达给目的语读者，真正起到翻译应起的文化交流的作用，把两者结合一起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更好地选择切入点来分析这两大学科的结合，本文选择了对文体标记的翻译这个较为具体化的题材进行分析，这就涉及到文体学与标记学之间的结合，以及如何在文学作品中界定文体标记，本文对上述方面也做了一定的阐述。在文本选择上，本文选取了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的短篇故事集作为研究素材，因为乔伊斯以其违反语言常规来达到某种写作意图而出名，所以借分析其独特的文体标记所具有的意义和相关的翻译来研究不同译者不同的处理特别有代表性，并参考索绪尔把语言划分成纵向和横向的方法，要把文体标记的分析部分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选择短篇故事集最后一个故事《死者》的最后一部分，结合利奇在《英诗学习指南：语言学的分析方法》(1961)里对语言变异的分类方法来分析对其的翻译；第二部分则从整本书的范围来分析“笑”这个文体标记的翻译，结合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把显性“笑”标记和其相关的修辞性成分及隐性的“笑”翻译来进行分析。最后，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文学作品可以看成一本充满了丰富含义的符号集合，作者则是希望通过这些符号来向读者传递某种讯息，作为其中媒介的文学翻译译者则需要充分实现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体标记性符号在目的语里的意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