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损害使得二者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各国不断地对环境规制政策进行调整并强化落实以缓解二者之间的冲突,期望可以实现高效而环保的绿色经济增长。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给经济的飞速增长带来了动力,但环境污染的代价也逐渐显现,开始反作用于社会,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并威胁到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协调二者的关系,我国政府针对环境保护需要的变化制定环境规制政策,从各方面对环保工作进行部署。特别是2015年以来,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我国对重污染企业的约束力度日益增强。由于债务融资情况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休戚相关,因此,环境法律规制能否通过影响我国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情况发挥作用呢?这是本文研究的中心。本文首先学习并归纳了环境法律规制、企业行为与债务融资方面相关的已有文献。在此基础上,从债务人——企业自身的融资需求与债权人——商业银行融资约束动机两个角度,分别对企业绩效、环境信息披露、银行环境风险管理、银行绿色声誉四条作用机制下,环境法律规制如何影响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进行了分析。基于理论机制部分的分析,本文选取2010年至2017年间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法律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在设置以新环保法的实施为虚拟变量代表环境法律规制冲击,以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为被解释变量指标建立的回归模型中,引入了环境法律规制的实施与行业的交叉项,通过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法律规制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情况。主要结论为:新《环保法》作为一次环境法律规制的自然冲击事件,并未发现其给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带来负面冲击作用,可能的原因是:1.本文选取了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而上市公司本身的环境信息披露及社会责任的要求更为严格,迫使上市公司规范自身的排污行为,从而合法性得到了保障,受法律规制的冲击很小;2.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没有统一的准则规定导致信息不具有比较性,影响了商业银行对环境风险的量化与贷款规则的改变。3.我国环境法律制度未对商业银行放贷条件进行强制约束,而在分别以企业绩效、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机制检验中发现环境法律规制并未威胁到重污染企业的财务绩效,反而有利于提升其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对其进行融资约束的动机。最后根据理论与实证结果,分别从国家、银行、企业的角度提出了相对的政策建议,以期实现金融手段在环境法律规制中的重要作用,为环保与经济的共同发展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