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夏河县作为典型的藏文化区,依然完整保留着以宗教权力为首的政教联盟体系。在这一体系下,部落权力和宗教权力相结合,共同构筑了地区权力格局。国家权力虽已进入该地区,但仍显乏力。保甲制度正是以此为背景在政治国家的推动下进入夏河县这一独特的时空场域之中。夏河地区保甲推行虽在形式上确立了县、区、乡(镇)、保、甲五级地方统治架构,但国家权力的尴尬处境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造成此等窘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权力在进入区域社会的过程中并未对区域内独特的文化资源和符号系统进行合理的利用、改造。而夏河县的部落权力和宗教权力正是建立在制度文化和宗教文化基础之上的权力类型。对区域社会符号系统掌握的失败,使得国家权力难以真正成为区域内的主导力量。而藏传佛教优势地位的确立,清朝循化厅乡约制度的失败以及新中国边疆治理工作的卓有成效更是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