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地方政府所背负的市政建设任务呈激增态势,这里面有经济高速增长对公共物品需求增加的客观动因,其中也掺杂着地方政府为达到政绩考核指标,僭越市场角色对市政建设盲目开进的主观政治诉求。在中央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自身实力已远远不能满足地区城市建设的资金需求,再加之我国从法律层面上限制了地方政府作为融资主体对外募集资金的资格,造成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地方融资平台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突破了地方政府在市政建设中的资金瓶颈,巧妙地规避了国家政策和法律的限制,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成为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的重要依靠力量。由于它迎合了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在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成功地遏制了我国经济的下滑,其作用被无上推崇,一时间各地方融资平台出现井喷式增长。俗话说“物极必反”,地方融资平台这种非理性地野蛮生长为将来的债务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信用风险逐渐暴露,巨额的偿债支出已远远超过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没有稳定的现金来源,如果债务集中兑付,地方政府将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就目前我国地方融资平台结构来看,县级平台占平台总量的70%以上,尽管融资渠道有所拓宽,但平台债务仍旧以传统的银行信贷模式为主,平台贷款给银行业带来的风险急剧增加。从整个平台贷款运作流程中也可以看出,银行的风险防控、风险预警措施不够完善,风险意识薄弱,对融资平台借贷条件地审核有所放宽,在担保措施上不注重项目未来收益对债务的覆盖程度,对平台贷款抵押物不能按照合规足值的标准进行审核,甚至于出现以公益性设施作为抵押,盲目依赖政府信用,接受政府信用担保与口头承诺,不能在贷前确保融资主体与还款主体责任的统一,造成贷款本身合规风险的出现。本文正是基于上述平台融资贷款的种种弊病,从规范地方政府平台融资流程、拓宽地方政府平台融资渠道、加强政策监管和银行风险防范等环节入手,对平台贷款地未来走向提出合理化建议,为避免本文在揭示平台贷款风险成因、风险程度以及风险后果过程中由于过多定性化分析带来的解释力不足,作者在引入国际衡量信用违约风险所采用的KMV模型基础上对模型加以适度改良,运用此模型对我国平台贷款违约问题进行量化揭示,以四川省为例,确认了其财政支出用于平台贷款债务担保的合理区间。建议提出上综合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将对比与归纳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在合理控制平台贷款风险和积极扶持平台公司在地区经济发展所起作用之间寻找平衡点,提出针对平台贷款治理的可行性建议：全面整合重组地方融资平台、完善平台公司法人治理化结构、推动平台公司借道资本市场采取证券化的融资方式、促进政府债务的显性化、构建不同的平台项目经营模式、引导平台公司理性投资、创建第三方评级机构等。由于平台贷款风险成因、风险种类的复杂多变,本文从银行、政府、平台公司三个层面对平台贷款进行全方位梳理、总结,旨在使平台风险得以清晰展现,力求为我国政府治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