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特别在企业国际化和转型升级时应用更为广泛。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看,企业为了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需要从外部整合优质资源。但不同东道国在制度、文化、效率以及创新等因素上存在差异,为企业获取资源带来了挑战。在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浙江和广东是最具代表的两个省份,因此本文以浙江和广东两省为调研对象进行分析。本文首先梳理了跨国并购相关的典型理论。并对以往研究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文献及其结果进行归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其次,从Zephyr、World Economic Forum等数据库中获取研究数据。在Zephyr和Thomson One数据库中共筛选出浙江和广东2005-2015年间610起(浙江245起,广东365起)跨国并购完成事件。然后对不同数据库中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匹配,之后用Stata软件做clogit回归。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共同探讨了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中采用的宏观因素有:东道国和母国的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东道国国家效率提升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采用的微观因素有:并购方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多元化程度。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有以下结论。第一,浙江和广东两省企业总体上倾向于选择宏观经济良好、市场规模较大、地理位置与我国较近的国家/地区开展并购。第二,浙江企业跨国并购更倾向于选择制度距离与我国较小、文化距离与我国较大的国家/地区,而广东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制度距离与我国较大、文化距离与我国较小的国家/地区。第三,浙江和广东企业跨国并购都倾向于选择国家效率提升能力较强、国家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地区。第四,对浙江来说,企业创新能力能够增强制度距离、国家创新能力与区位选择的关系,但对文化距离、效率提升能力与区位选择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企业多元化程度能够减弱制度距离与区位选择的负相关系。第五,对广东来说,企业创新能力能够负向调节制度距离、效率提升能力、国家创新能力与区位选择的正向关系,对文化距离与区位选择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企业多元化程度能够增强制度距离、效率提升能力与区位选择的正向关系,对文化距离、国家创新能力与区位选择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浙江企业和广东企业在跨国并购区位选择时,对东道国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的重视情况差别较大,在东道国效率提升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因素的重视情况上比较一致。研究结果为浙江和广东企业跨国并购的战略布局以及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明晰了浙江、广东两省企业跨国并购重视因素的异同,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