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积极心理学在国外二语习得领域迅速发展。其以提高外语/二语学习者的外语成绩及个体幸福感为宗旨,并因此掀起一股情绪研究热潮(MacIntyre,2016)。而在国内,积极心理学刚刚起步,情绪(焦虑除外)仍然是二语习得领域中的边缘话题(江桂英&李成陈,2017)。本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视阈下的幸福感理论(Seligman,2011;Oxford,2016a,2016b)、开阔—建构理论(Fredrickson,1998,2001)以及控制—价值理论(Pekrun,2006;Pekrun,Frenzel,Goetz,&Perry,2007),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情绪健康(即情绪智力和课堂情绪)和外语成绩之间的复杂关系。具体而言,本研究在中国高中英语学习背景下,围绕以下五个问题展开:(1)中国高中外语学习者的情绪智力及外语课堂情绪具有何种特征?(2)引发外语愉悦和外语课堂焦虑的因素有哪些?(3)情绪智力、不同课堂情绪及外语学习成绩之间具有怎样的两两关系?(4)外语愉悦和焦虑是否在情绪智力与自评外语学习水平之间起平行多重中介作用?(5)外语愉悦和焦虑是否在情绪智力与实际外语学习成绩之间起平行多重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经历三个阶段的数据收集。在第一阶段(2017年5月初至6月中旬),来自中国大陆三所不同层次高中的总共1718名高二学生提供其背景信息并完成情绪智力、外语愉悦、外语焦虑和英语自评成绩组合问卷。这批学生中,共有1307名参加了 2017年6月的英语月度检测,该测试统一使用2016年高考英语全国卷(1)真题。在第二阶段(2017年6月至7月),另一批学生(共360名)参与了修正版的汉语外语愉悦问卷调查。在最后一个阶段(2017年10月),第一批受试中的122人针对外语愉悦和外语焦虑提供了开放式的叙述。在数据分析之前,本研究首先使用M-PLUS 7.4、SPSS 22.0以及Exps.exe等软件(程序)对研究工具进行了一系列的效信度检验,并以此做出必要的量表修正。针对第一个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SPSS 22.0对受试的情绪智力及课堂情绪进行描述分析。针对第二个研究问题,本研究使用Nvivo10对第三阶段收集的质性数据进行分析,找出激发外语愉悦和焦虑的关键因素。针对第三个研究问题,本研究使用SPSS 22.0进行了一系列的Pearson相关性检测及ANOVA分析,探讨情绪智力、外语愉悦、外语焦虑、自评成绩和实际成绩之间的两两关系,同时辅以质性分析(使用Nvivo 10),深入探讨课堂情绪与外语成绩之间潜在的双向关系,以及外语愉悦和外语焦虑之间的多种互动模式。针对最后两个研究问题,本研究使用PROCESS v2.16.3(模型四)检验本文的假设模型——并行多重中介模型。本研究验证了汉语外语愉悦量表(修订版)的心理测量学特征,检验了外语焦虑量表和情绪智力量表的信度。本研究描述了中国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水平及课堂情绪特征;发现激发外语愉悦及外语焦虑的个体内部因素及人际因素。此外,本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外语愉悦、外语焦虑、自评成绩与实际成绩之间均显著相关;其中,课堂情绪与外语成绩双向影响,外语愉悦和外语焦虑呈现出多种复杂的互动模式。最后,本研究发现两个平行中介模型,即外语愉悦和外语焦虑在情绪智力及外语学习成绩(自评成绩和实际成绩)之间起平行中介作用。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采取积极心理学视角,探讨中国外语学习者的情绪健康(情绪智力、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及情绪健康与外语学习成绩之间的复杂关系。具体而言,首先,积极心理学在国内二语习得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积极情绪也仍然处于边缘地位,而本研究采取积极心理学情绪“整体观”的视角,率先关注中国外语课堂中的积极情绪及消极情绪,并基于控制—价值理论及开阔—建构理论分析课堂情绪的前因及影响;此外,本研究也研讨了积极心理学的另—个重要话题—情绪智力,并创新性地探讨情绪智力与积极外语课堂情绪之间的关系;最后,本研究不仅探讨了情绪智力、课堂情绪及外语成绩之间的直接关系,还基于控制—价值理论,探讨课堂情绪与外语成绩之间的双向关系以及情绪健康与外语成绩之间的复杂关系,即情绪智力、课堂情绪(外语愉悦和焦虑)及外语成绩作为关联整体的复杂中介关系模型。量化和质性结果突出了情绪智力及课堂情绪与外语学习成绩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一定的教学启示意义:外语教育工作者可以采取积极心理学视角,对情绪智力、外语愉悦和外语焦虑进行一定的积极干预,并从而影响外语学习者的情绪健康及外语成绩。此外,本研究提供了新的互动关系视角,即积极心理学视阈下的开阔—建构理论视角,该视角有利于促进二语习得领域情绪相关研究话题和研究路径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