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一个动荡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娼妓业遍布全国,娼妓名目繁杂,嫖客身份增多,娼妓问题严重。随着西方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娼妓这个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东方杂志》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刊物,为践行“启导国民,做舆论的顾问者”的主要办刊宗旨,自然也参与其中。对民国娼妓问题的介绍,《东方杂志》选取了上海、大连作为大城市的代表进行报道,指出十里洋场的上海妓业发达、娼妓数量庞大,大连的娼妓管理较为严格;与此同时,《东方杂志》也对粤桂城乡、鄂西北农村以及海南岛的娼妓问题有所关注,介绍并分析了其各自的状况与特点。《东方杂志》对于娼妓问题根源的思考从三个层面进行。首先是历史原因:传统的家长制与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逼迫妇女卖淫;其次是社会层面的原因:动荡的社会导致大量妇女失业,为了生计有些失业妇女不得不沦为娼妓,贩卖妇女则为娼妓提供了来源,其他诸如“独身主义”、“不婚主义”的新式婚姻观亦影响了卖淫制度的发展;再次是经济层面的原因:花捐制度的存在使得娼妓处于合法的地位,而经济萧条与女子经济不独立又使得妇女因贫卖淫。《东方杂志》在思考娼妓问题产生的原因的同时,一直在思索和探讨如何解决娼妓问题。从借鉴外国经验,寻求解决之法,到依据本国实际,以求解决之道,提出了实行公娼或禁娼制度、完善妇女救济场所、通过社会立法以及改良社会制度等诸项措施。《东方杂志》对民国娼妓问题的原因与解决办法的思考与探索,是与当时的社会实际密切联系的。其探讨公娼或禁娟与政府推行公娼与禁娼的政令相一致;其呼吁完善救济机构与民国政府在各大城市设立济良所相契合。《东方杂志》关注娼妓与性疾病传播问题,推动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关注娼妓与人口问题,提倡优生节育,有利于种族的进步。这些,都是与民国的社会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从而践行了自己“启导国民,做舆论的顾问者”的办刊宗旨。尽管《东方杂志》在关注民国娼妓问题方面有一些独到之处,但是,由于它偏重外国娼妓问题的介绍,娼妓专论文章不足,其对娼妓问题的关注,传播虽广,成效甚微。作为舆论的载体,最终并不能代替国家政府来解决娼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