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将赋体文学发展到相当完美的程度,成为大汉“一代之文学”。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另辟蹊径,从空间批评的角度,对司马相如赋进行研究。本研究内容及所得观点或结论主要如下:第一章梳理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以揭示其辞赋创作的主体条件及相关背景。相如“犬子”本名的由来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属相文化以及中国民间长期存在的取贱名的习俗相关;更名相如、表字长卿,均是基于对偶像的崇拜,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相如与文君的婚姻,后世或褒或贬、毁多誉少,本文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将其置于西汉初年的婚俗文化背景去考察,认为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相如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三易其主的经历,为其辞赋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原始材料。第二章借鉴空间批评方法,从景观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三个维度对相如赋进行文本分析,揭示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政治等美学意义。相如赋中,无论是诸侯景观空间,还是天子景观空间,充斥于其间的景观环境都展现出一种高、大、全、奇的空间文化特征,统一于“润色鸿业”的政治需要。相如赋的社会空间,分为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两个层面。在物质空间层面,相如以“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豪迈笔调,对各类物象进行罗列,突显了汉赋以体“物”为己任的美学旨趣。在非物质空间层面,相如赋作体现出一种思想同另一种思想的交锋、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压迫与反抗。相如让代表汉天子的一方,总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使其各项政治措施“合情合理化”,并将这种“合情合理化”的空间关系投射到日常生活秩序中,从而服务于现实社会的统治秩序。精神空间是把握人物的重要切入点,相如赋作包括三个精神空间:一是天子的精神空间。在天子的精神空间里,司马相如不仅让天子颁布了一系列惠民的政令,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先行勾画出了武帝“晚而改过”的未来形象。二是秦二世的精神空间。在秦二世的精神空间里,司马相如让秦二世为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通过秦二世魂魄的自我对话,讽谏君王莫要步人后尘。三是以武帝为原型的“大人”的精神空间。司马相如让武帝在远游处遭遇曤然白首的西王母,让大人真切地感受西王母的生活现状,主动放弃荒唐的求仙行为。相如赋作的讽谏主旨渗透于精神空间的每个角落,力图纠正武帝政治上的失误,坚定维护武帝的政治统治,给武帝的政治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第三章探讨了相如赋的艺术特点。囿于对模拟的偏见,笼统地否定相如赋作的模拟之功,往往会抹杀相如对汉赋定型的贡献。相如赋作以雄主强汉为旨归,通过对屈赋的扬弃,逐渐脱略了散文的特征,形成了赋体文学非诗非骚也非散文的赋体句式,形成了以铺陈为文体特色的表现手法。汉赋成为“宣汉”的鸿篇巨制,成为大气磅礴的时代回声,具有多重的独特的政治史价值。汉赋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创作动机,决定了相如需溢美而隐恶,在创作中通过艺术虚构对现实世界进行理想化地夸饰描写,使其赋作“凭虚构象,妙法自然”。第四章探讨司马相如其人、其赋、其赋论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基于相如的人格魅力和赋作成就,传统中国文人产生了“相如情结”,形成了模拟相如赋作的风气。相如赋作模式既推动了汉赋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汉赋的发展。在赋学批评史上,司马相如首次将其辞赋创作经验上升到文学理论的高度,提出“赋心”、“赋迹”说,对赋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