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产业结构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是后疫情时代的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形态,依靠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可以加快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升级引发的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亟需绿色化改造和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工具手段,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社会应用。因此,通过环境规制手段推动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能更好地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在数字经济时代,探讨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绿色转型的问题,发掘数字经济在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中的机制影响,对于产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相关文献,并进行简单评价。其次,通过产业升级相关理论的分析,建立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提出了本文的三条假设。再次,结合相关政策规定和行业研究报告,采用各种统计图表指标对我国产业升级现状、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环境规制现状进行分析。随后,测算了产业结构升级指数,采用简单分层加权法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使用熵权法测算环境规制强度,并选取了合适的控制变量与调节变量。以我国193个地级市2004-201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基础,建立调节效应模型和空间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接下来,在实证检验过程中,通过数字经济的分指标与环境规制的交互建立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联合影响机制,然后,从区域异质性、城市异质性等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考虑了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利用SEM、SAR、SDM模型,检验了时间固定效应下,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进行结论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在考察期间内,控制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投资水平之后,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从区域异质性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正向影响大于东部地区。从城市异质性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对三四五线城市产业升级的正向影响高于一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的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环境规制对二三四五线城市的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更明显。从空间异质性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都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本地产业升级但对周边地区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的虹吸效应强于扩散效应;环境规制不仅能促进本地产业升级而且对邻近地区产业升级也有显著地促进作用。第三,数字经济、环境规制联合影响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中,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从三个作用路径来看,数字政府和企业信息化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并不显著,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和信息化企业的扩张对于环境规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以2009年为时间结点,在此之前,绿色转型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不显著,说明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协同机制尚未建立,在此之后,绿色转型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通过改变需求结构,影响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于绿色产品的偏好,使环境规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最后,综合本文得出的结论并联系实际情况,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1）要因地制宜、分城施策的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于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2）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发展绿色产业和构建绿色供应链,实现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3）依靠数字网络宣传和教育,增强全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倒逼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