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城的外郭城由108个布局整齐的里坊和东、西二市构成,每一个里坊内又分布着数量不等、类型不同的宅院。宅院存在时间长短、宅主身份的更替、宅院用途的改变等是隋唐时期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本文运用古籍文献和新刊墓志资料,全面考订了隋唐长安外郭城内七种宅院的大致存在状态,并运用历史地理学横剖面分析方法,对不同主体、不同功能的宅院的时空分布及其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尝试从宅院的存在状态与重大政治事件之间关系的角度,解释隋唐时期社会结构发展变化趋向。本文与前人研究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其一,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不仅对单一身份类型的宅院展开细致考订,还讨论宅主身份的变化和宅院功能的转变。整理并考订出公主、王子、宰相、节度使、宦官等隋唐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同身份属性的人群的宅院及其存在状况。共梳理出有史可载的隋唐两朝公主宅59处、王子宅45处、宰相宅135处、节度使宅52处、宦官宅81处以及112座隋代佛寺、124座唐代佛寺和39座道观。综合排比各类文献,努力勾连以上宅院的“前世今生”,展现宅院的前后延续性变化。例如,在时间上,延康坊西南隅相同位置上的宅院经历了“杨素宅—长沙公主宅—魏王泰宅—西明寺（福寿寺）”的变化。其二,本文注重探讨不同身份者、不同类型宅院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梳理七种宅院的存在状态,进一步得知存续时间长的宅院多是规模较大的宅院,其宅主的身份在公主、王子、宰相、节度使等人群之间相互转换。同时,这类宅院的功能在不同时期也发生了变化,除惯常的居住功能及舍宅为寺观之后的宗教文化场所外,有时则转变为官署机构。相反,佛寺、道观、官署也存在转为居住功能的宅院现象。当然,受隋唐统治者宗教政策及社会风气的影响,王宅舍宅为佛寺、公主宅舍宅为道观的现象最为突出。其三,本文利用横剖面分析方法,以隋唐时期四个重要历史政治事件为据,截取四个历史剖面,展现某一具体年份七种宅院的存在与分布状况。从微观视角进一步证明了,重要的历史政治事件与隋唐长安城里坊内宅院的类型（包括不同身份属性的宅院和不同功能的宅院）、宅院的分布以及宅院的存在状态之间的密切相关性。从四个剖面所反映的发展变化趋势来看,长安城里坊中宅院的存在与分布主要受制于隋唐时期统治者的宗教政策、权力中枢转移、玄宗设立“十六王宅”（太子不居东宫）、安史之乱等政治活动和现象的影响。以佛寺为例,在隋大业四年（608）、龙朔三年（663）、天宝十四年（755）、会昌六年（846）四个时期,长安城中存在的佛寺数量分别是112座、83座、101座和20座,呈现出“减少-增多-减少”的趋势,显然受到大业五年（609）隋炀帝敕令“融并寺塔”、唐初统治者兴建佛寺以及会昌五年（845）武宗灭佛三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证了七种宅院的存在状态,不同类型宅院之间的变化情况,以及不同区域内具体里坊中宅院类型的构成。进而从微观、具体的视角探究了隋唐时期政治事件对以上宅院分布的影响。总之,隋唐时期长安城内宅院的发展变化恰恰是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物质表达和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