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关中为研究的切入点,主要研究内容为市场的发展演变和时空分布。对于市场的研究,一直是我国经济史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大多数学者把目光集中在江南地区,时间多框定在明清时期,其间虽有零星的研究专著和论文涉及西北地区,但大都从宏观上予以把握和分析,缺少对区域内部差异的考察,同时忽视了对地理因素的考虑,陕西亦不例外。而这些恰好是我们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特长,能将地理因素和空间概念运用于研究之中,并充分考虑不同地理环境下人口、经济、交通等因子的作用,如此,便是这篇文章不同之处。至于时间的界定,主要是因为民国时期是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市场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进步,因此选择这样一个时代,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就关中地区市场发展的历程来看,表现出了明显的时段差异性。在其影响因素中以关中十八年大饥馑,陇海铁路的修达和抗日战争的爆发为最重要,而且以后者影响关中市场发展更甚。总体而言,民国早期的商业发展基本上是清末的沿袭和继承,大灾荒的出现和持续打断了这一进程,不仅延缓了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而且也给本地商业和市场发展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社会各项事业进入萧条期,各行各业,亟待振兴!而陇海铁路的通达,显得恰逢其时。这种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使得关中大地再次活跃起来,各地商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迨抗战军兴,东部省份大多沦陷,大量工厂纷纷内迁,技术和资金均呈暴增之势,陕西得此部分优势,商业和社会发展均进入短暂繁荣时期。对于关中地区市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总体特征的归纳亦是本文的重点之一民国时期,由于陇海铁路的引进,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点状分布模式,变成了以铁路沿线分布的线状分布格局。毫无疑问,这主要是由于铁路这种新式交通工具对于周边地区的巨大辐射和带动作用所造成的。本文对于各地市场发育的水平也试图作出分析。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西安为陕西境内最大的跨省域市场,其货物中转的功能在整个民国时期亦有不断加强之趋势。宝鸡在抗战之后迅速成长为仅次于西安的省内第二大市场,这是民国时期关中市场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亮点所在,影响力虽不及西安,但仍算得上一跨省域市场,因为它把甘肃、四川、陕南以及关中等地紧密的联系起来。至于三原,其间虽经波折,但基本上扮演者渭北平原的区域性市场的角色。咸阳和渭南的地位差不多,前者为关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棉花集散市场,而经过发展的渭南,亦担当起关中东部区域市场的重任。泾阳的地位较之清代而言,因传统行业的相继衰落,已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远离陇海铁路,现代化因素输入无多所致。研究市场的发展,需要以研究商品交换和物资流为基础,反过来说,脱离商品流通、交换、运输而大谈市场发展变迁,显然是不可取的。本文在吸取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尝试对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的商品流通作出肤浅的探索。通过复原,我们发现,民国时期关中地区输出货物几乎全为农产品,输入货物则主要是工业制成品。此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陕西工业不发达所造成,并非关中人民不知获利也!另外,像民国这样一个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各方面都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进步,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和新的因素,这些新因素和动向的综合作用,促使本地商品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的逐步提升,进而使得关中地区的市场逐步趋于现代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市场现代化的自身要求。与此同时,战争造成的相对封闭环境下,一些不良经济现象趋于明显,这些问题不但棘手而且非市场本身和政府政策所能调节也,至少在民国时期战争环境中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因为工商业经济是外向型经济,所以这种封闭环境的持续,对于市场势必会起到阻碍作用。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为完善市场体系和下一步的发展规划,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