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新政治经济学,借由“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促成了经济学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侵入,为观察政治现象提供了角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理论强调和凸显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为社会转型期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指导。但新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依然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集中体现在新自由主义视域。新自由主义视域下,包含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本文认为,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需要综合新政治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双重视域展开。综合视域下,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强调是否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判断意识形态的标准,刻意回避意识形态的阶级标准,本质上推崇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表面上“泛”意识形态化,实质是非意识形态化。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全面认识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新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基本认识,包含意识形态的涵义、特征和功能等。这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理论;其二,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思潮,包含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前者服从于、服务于后者,两者密切勾连。综合视域的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和理论缘起与变迁的交融分析,可以归纳社会变迁时期意识形态嬗变的基本境况。清晰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意义上意识形态的涵义、特征、功能和结构,是展开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是一种新政治经济学和一种新自由主义存在。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在其制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基础之上。由于自洽性需求,意识形态被引入研究的视域,借由修正的理论预设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通过内涵解读等得以构造出一个生存体系。这一体系理论建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在此过程中,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不断得以彰显。这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基本主张、根本立场、目标指向上。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国家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终结。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制度维系、执政合法性增强、社会整合、国家利益维护有重要关联,意识形态安全在我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现状的因素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有正在经受的由全球化、网络化、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急剧变迁,既有有利的条件,又面对着诸多威胁。这是我国遭遇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背景。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多层面的威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与参照,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是应对其威胁的基本步骤。通过两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性解读,不能无视两种意识形态理论在意识形态经济功能、现实特征、实现路径等方面的契合与互补,但本质上,两种意识形态理论是对立与冲突的。这种对立与冲突是新制度经济学衍生背景的具体体现。虽然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实行了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超越,但并不代表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在着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的同时,还需要构建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威胁、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体系。总的来说,必须深化意识形态研究。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深化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深化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要认识到在理论和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地认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交流,深刻认识非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影响,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同时,要破除制度拜物教,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是制度拜物教的典型体现,当前,既要积极借鉴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等西方文明成果,更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认识、处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维护我国的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