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上现行通用的权责发生制(应计制)下,会计净利润由总体应计盈余’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两部分组成。由于会计分期的需要,权责发生制会计不是根据其发生现金收付的时间来计量,而是必须依据每笔收入和费用实际影响的会计期间来确认和计量其损益。这就造成盈余确认与现金收付在时间上的不同步,同时权责发生制会计下必须通过大量的会计选择和主观判断对盈余进行确认,如计提准备和折旧政策选择。这使得上市公司有机会对盈余进行操纵,以达到与自身相关的各种目的。公司的盈余信息是资本市场上广大投资者能获得的公开的信启、,投资者依据这个信息、对公司股票进行估价,进而进行投资决策。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评估主要依赖企业对外报告的盈利能力,管理层就可能通过会计手段来实(?)操控借以影响投资者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财务报告反映的就不是企业的真实业绩,而是经过管理层平滑后也就是操纵后所反映的、有利于管理层或公司利益的数据。盈余指标内投资者赖以决策的获利能力指标,不具有长期稳定、可靠的特性,以这种利润指标为基础来预测企业的未来盈利的话,很难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就误导了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判断,致使投资者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见利润操纵行为危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以及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更重要的是,企业为了粉饰报表的盈余操纵行为虽然可能在短期内达到误导投资者从而在资本市场获利的目的,但从长期看,这些行为不具有连续性,最终会被市场识别,企业将会因为自己的低盈余质量而承受在资本市场的高股权融资成本代价。这显然是一种“误人终误己’的不明智行为。大量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低盈余质量带来了对企业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信息风险。这种信启、风险由不知内情或知之不多的投资者承担了,因而投资者需要得到与信息风险相应的回报。信息、风险越大,通过系统风险贝塔值调整后的投资者要求的收益就会越大,进而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越高。由于应计质量捕捉了这种不可分散的公司信息风险,我们认为研究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回顾国外相关文献,国外学者对应计质量和股权融资成本进行相关检验时,基于的环境要不就是高度市场化比如美国、要不就是处于严格监管下的比如澳洲。而我国的资本市场尚属于新兴市场一类,本文认为环境的差异会对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国外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对国内就是适用。于是本文研究在我国这样的弱有效市场,随着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投资者是否能识别上市公司报表中盈余信息风险?以及投资者是否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反应?这是本文关注的中心问题。本文的研究目的：探讨应计质量和股权融资成本两者之间的关系,揭示应计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本文以信息不对称理论、预测风险学说和风险传导机制为理论基础,建立两个假设,分别为“应计质量越高,股权融资成本越低”和“可操控应计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弱于固有应计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本文以2007-200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先对整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一个市场普遍结果,然后挑选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分别进行统计分析,以验证并加强这个普遍结果的可靠性。本文研究的“应计”界定为经营性应计,应计质量的衡量使用DD模型,按照与前一期、后一期以及当期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的匹配程度来衡量应计质量的高低。区分可操控应计质量和固有应计质量也运用DD模型,保证了研究思路的一致性。本文将“股权融资成本”以股权融资的内含报酬率替代计量,利用剩余收益折现模型’计算,采用12期预测期间。本文以股权融资成本为被解释变量,应计质量、可操控应计质量和固有应计质量为解释变量,企业规模、财务风险、运营周期、企业成长性、盈利水平和账面市值比这6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一“股权融资成本=β0+β1应计质量+β2公司规模+β3财务风险+β4运营周期+β5企业成长性+β。盈利水平+β7账面市值比”、模型二“股权融资成本=β0+β1可操控应计质量+β2公司规模+β3财务风险+β4运营周期+β5企业成长性+β6盈利水平+β7账面市值比”和模型三“股权融资成本=β0+β1固有应计质量+β2公司规模+β3财务风险+β4运营周期+β5企业成长性+β6盈利水+β7账面市值比’分别检验应计质量、可操控应计质量和固有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方法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采用多元线形回归的方法。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构：第一部分：导论。介绍了研究背景、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投资者是否能识别盈余信息、中包含的风险,以及是否对此作出了反应”、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内容安排以及本文研究的意义和特色。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从应计质量的测度与评估、盈余信息、的信息含量和价值相关性、应计质量的风险定价这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其中应计质量的测度与评估小节中提出的计量应计质量、分离可操控应计质量和固有应计质量的DD模型为本文所选用。第三部分：概念界定。分别对应计、应计质量、股权融资成本进行了含义分析。本文认定的应计是指经营性应计盈余；相应的应计质量指的经营性应计盈余与当期、相邻期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契合程度。本文认定的股权融资成本用投资内含报酬率替代,相应的选用剩余收益折现模型进行12期预测以度量股权融资成本。第四部分：理论基础。本章主要从信息不对称理论、预测风险学说、资本市场信息传导规律、市场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这四个方面构建本文写作的理论基础。第五部分：实证设计首先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分别为假设—“应计质量越高,股权融资成本越低”和假设二“可操控应计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弱于固有应计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然后从被解释变量——股权融资成本;解释变量——应计质量’、可操控应计质量2和固有应计质量3；控制变量——企业规模、财务风险、运营周期、企业成长性、盈利水平和账面市值比这三小结,阐述了变量的含义和度量方法。最后针对假设,相应地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股权融资成本=β0+β1应计质量+β2公司规模+β3财务风险+β4运营周期+β5企业成长性+β6盈利水平+β7账面市值比”、模型二“股权融资成本=β0+β1可操控应计质量+β2公司规模+β3财务风险+β4运营周期+β5企业成长性+β6盈利水平+β7账面市值比’和模型三“股权融资成本=β0+β1固有应计质量+β2公司规模+β3财务风险+β4运营周期+β5企业成长性+β6盈利水平+β7账面市值比”,分别检验应计质量、可操控应计质量和固有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第六部分：实证检验。首先介绍了本文选用的样本是2007-2009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总数为1656个；其次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样本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适合进行统计分析。然后验证了各变量之间的单变量相关性,发现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可操控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而固有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从单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看,三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初步与本文的两个假设相符。另外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较低,基本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为回归分析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最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整个市场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模型一的回归结果显示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不显著正相关,这与假设一不符。模型二和模型三的回归结果显示,可操控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不显著正相关,而固有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模型二和模型三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本文的假设二,即可操控应计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弱于固有应计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固有应计盈余反映的是企业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固有应计盈余信息中的风险能被投资者识别,投资者随着固有应计质量反映的风险的提高会提高他们的预期报酬率,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而可操控应计由于其两面性(一面显示为业绩、一面显示为机会主义管理和误差),两面中和的结果显示机会主义占主导,以这种操纵行为为主导的信息所显示的风险不能被投资者识别,投资者没有对其进行合理的定价。对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的正相关关系的解释,可能是应计盈余经常被管理层用来平滑业绩,故而显示出来的特性更多地与可操控性应计一致。第二部分对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数据重新整理、计算、回归,发现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呈不显著正相关的现象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都出现了,而这两个行业的数据也同时显示了可操控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的不显著正相关和固有应计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的显著负相关。这些都与之前分析的市场普遍现象一致。第七部分为研究总结和政策建议。首先对文章研究的内容进行了总结,然后从公司和市场角度提出建议,最后分析了本文研究中的局限和不足。本文的特色在于(1)研究内容上,国内外学者较多地研究会计盈余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着重研究盈余组成部分中应计盈余与股权融资成本的较少,本文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添上了一抹色彩。(2)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了剩余收益模型来计算股权融资成本,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股利增长模型等计算股权融资成本的模型相比具有更高的精确度。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1)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填补了研究盈余信息与股权融资成本关系的领域中关于应计盈余的一块空白。本文通过实证结果发现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不显著正相关,这与基本理论相违背。固有应计质量和股权融资成本呈现高度显著的负相关、可操控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2)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启发我国上市公司要想降低其在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成本、吸引投资者,必须努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固有应计质量,因为这个信息是能被投资者识别的。由于可操控应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即可操控应计质量越高、股权融资成本越高,这说明市场对这部分盈余信息缺乏定价能力,这就需要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公司行为,最终实现整个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